“我很荣幸能与你们一道，参加你们在南加州大学的毕业典礼。”
“这个早晨，我想要跟你讲一些我的经历，和我的想法……这些经历与想法，给我上了很多重要的课，也帮助我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刚起头，拉里-埃里森的演讲，跟每个毕业典礼致辞一样，四平八稳、平铺直叙，通篇都是求而不得但奋发向上的成长经历。
韩易这时才明白，并不是他的记忆出现了问题，而是拉里-埃里森的演讲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实在太无聊，他更希望在典礼上致辞的，是2017年用半个小时讲脱口秀的威尔-法雷尔。
但很快，他便发现，这位身家1183亿美元，一栋不常住的棕榈滩度假别墅就比韩易的斯特拉黛拉路864号贵五倍，通过宏大的事业版图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富豪来形容的大人物，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将自己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层层剥开。
那旁人看来如此遥不可及，但对韩易来说又近在咫尺的财富故事，与他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
“在芝加哥南区的一个中下阶层社区长大，医学在那里被认为是所有职业的顶峰，高尚而人道。
事实上，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人——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女朋友——都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梦想变成了我的梦想……他们让我相信我应该成为一名医生。
但是尽我所能，我也做不到。在作为一名医学预科生，经历了几年艰难而不愉快的岁月之后，我痛苦地意识到我不喜欢我正在上的课程。
我认为我的比较解剖课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心理折磨……尤其是解剖实验课。我就是无法让自己去研究我不感兴趣的东西。
当时，我认为我缺乏纪律性，而且很自私。也许事实确实如此？但无论潜在的原因是什么，我都无法使自己成为我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的人。
所以我决定停止尝试。”
从这一段开始，不止是韩易，徐忆如和赵宥真也听得极为认真。
两个女孩各自有一个，想要把价值观与世界观糅合成“梦想”的形状，包装成礼物强迫她们接受的家庭。
面对同样的情况，拉里-埃里森做出的抉择，让两人都很是好奇。
“我从大学辍学时才21岁；把我所有的东西——牛仔裤、T恤、皮夹克、吉他——装进我的车里然后从芝加哥开车一路来到加州伯克利。
我的南加州大学梦想，完成了一小部分……加州这部分。
1960年代的伯克利是一切的中心。反战运动、言论自由运动、人权运动。对于一个散漫、自私的 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开始寻找人生意义的地方。为他自己、一个正义的事业和一份他热爱的工作。
1960年代生活在伯克利的每个人都反对越南战争；我也不例外。那是一个属于水瓶座的时代，但我从来没有留过长发，也没有戴过情爱珠。我学会了用吉他弹奏流行的抗议歌曲，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认真、坚定的反战抗议者。
然而，我确实找到了一个使命……我今天仍然热衷于此。
伯克利以东开车几个小时便是内华达山脉。我爱上了那些山脉，爱上了优胜美地山谷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景。
我关心荒野，我想帮助保护它。我加入了塞拉俱乐部，成为了一名环保主义者。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春季和夏季，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高山和优胜美地山谷度过，担任河流向导和攀岩教练。我喜欢那些工作……但不幸的是，它们的薪水不高。”
拉里-埃里森青年时期看起来任性，但现在回首却多少有些命中注定之感的自然保护者工作，让小如和宥真的嘴角都勾起了一抹含义各异的笑容。
年轻人，总会做一些冲动的、鲁莽的、让人提心吊胆的、双脚飘在半空中的抉择。
而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哪怕想要成为资产千亿的富豪，也不需要从一开始，就向生活做出妥协。
“所以我还在伯克利找到了一份每周工作几天的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
我在大学里学会了编程。我不喜欢编程，但它很有趣而且我很擅长。计算机编程给了我与解决数学问题和下棋一样的满足感……在我成为一个迷茫的青年之前，我非常喜欢这两件事。
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我认为我在自我发现的旅程中取得了真正的进步。我找到了一个事业，我有几份我喜欢的工作，很有趣，并且能承担生活开销。
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我的妻子……不是。
她看到的是一个在山上呆了太多时间做傻事的大学辍学生。她希望我全职从事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或者回到大学完成我的学位。
我们妥协了……在某种程度上。
我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上课。我上了几门课，但我唯一记得的是在伯克利码头上的帆船课。我又一次坠入爱河……并开始了与无边无际、无所不能的太平洋的终生恋情。
下课后，我想买一艘帆船。我妻子说这是她一生中听到过的最愚蠢的想法。她指责我不负责任，说我没有野心。她把我赶出去……然后和我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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