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春节，在纷纷扰扰中渡过。
汉华重工的干部职工过的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大年。随着国家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在发放工资、奖金方面的自由度大幅度提高。根据林振华的提议，春节前全公司的年终奖金达到了平均每人600元的水平，一时间轰动了整个浔阳市和江南省的轻化工业系统。
据统计资料显示，在整个1986年，江南省国有单位职工的人均年工资仅为1215元，而汉华重工光是年终奖一个人就发了600元，这是何等夸张的一个数字啊。财务科的会计、出纳们通宵达旦地数钱，一直每人的手都抽筋了。
轻化厅和省经委都是汉华重工的上级部门，机关里的干部到年终只拿到了不到100元的奖金和实物，看着汉华重工大张旗鼓地发钱，大家心里难免有些泛着酸味。
对于这个问题，分管后勤的史达伦是非常明白的，在向林振华请示之后，他一口气弄了十几卡车的年货，分别送到省里和浔阳市、丰华县的各家“婆婆”单位那里去，按官职大小分配，做到人人有份。于是众人对于汉华重工的腹诽也就烟消云散了，纷纷议论说有一个这样有钱的下属单位还是非常不错的，又说明年还是要想办法继续关照关照这个单位。
下级单位往上级单位送礼，这是大家都明白的潜规则了。谢春艳、朱铁军等人虽然有些嫉恶如仇的品格，但也都不是一根筋的人，知道在这种事情上不能太清高，否则吃亏的就是企业。项哲等海归对此事虽然心里老大不痛快，但也同样没提出反对意见，这些人也都是高智商的人，知道凭着一个企业的力量要去改变社会风气，是万万做不到的。
在国有企业里，像汉华重工这样日子过得很逍遥的，还真不算多。城市改革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大多数的国企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经营困境。几乎是一刀切的承包制让一部分能人走上了国企的领导岗位，但与之配套的监管手段却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国企的兴衰几乎全依赖于承包者的个人能力与品德，而品德这种东西，往往都是最不可靠的。
在许多年以后，学者们才以事后诸葛亮的后知后觉指出：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将会带来灾难。但在当时，主流的声音只有一个：放权！
林振华偶尔也会和朱铁军、郎冬、项哲等人聊一聊国家经济形势之类的话题，除了林振华之外，大家都是一种忧心忡忡的心态。老人们的观点，是认为改革改得太乱了，政策应当稍微收一收才好。项哲这些人的意见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改革改得不够，如果一口气放开，像苏联的戈氏那样搞点新思维，中国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在那时候，苏联的戈氏绝对是改革中的一盏明灯，用他那明亮的脑袋指引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方向。不过，林振华是对未来洞若观火的人，面对项哲等人在谈到苏联时的激情，他总是微微一笑，说道：“不急，看看再说，五年之内，自见分晓。”
不管国际国内的形势如何，汉华重工毕竟还是一片歌舞升平，所以大家也只是当当口头政治家，随便聊几句而已。北方省的40万吨大化肥项目已经得到批准，非洲锡雅部落那边的炼油厂项目也将启动，大家还真没有太多时间去关心国家大事了。
关于锡雅炼油厂的项目，汉华重工专门派出了十几名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在兰武峰的武装力量保护下专程到南部苏丹去考察了一遍。工程师们考察的内容，主要是油田的产量、原油的馏分组成等技术问题。原来，炼油的工艺并不是通用的，对于不同类型的原油，需要采用不同的工艺流程，每套炼油设备都是需要根据原油类型单独设计的。这些东西对于林振华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有韦东齐、贺诚山等人在这里，也就用不着林振华操心了。
管理人员去考察的，主要是当地的建设条件、安全条件，包括未来设备的运输路径、工人的生活保障等等。由于苏丹北部控制在政府军的手里，南部苏丹有点地方军阀的性质，汉华重工提供的这套设备，不太可能从红海通过苏丹北部运入，而只能考虑从埃塞俄比亚或者肯尼亚过境。关于这个问题，陈天给了林振华一个保证，说这两个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都还不错，如果给当地的部落一些过路费，设备的通过应当是不成问题的。
大化肥和炼油厂，都是挺大的项目，加上褚红阳带领的海外销售团队还在不断地拉回各种订单，汉华重工的人手又显得不足了。谢春艳曾经无奈地对林振华说：“你这是典型的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刚刚给你配够了人手，你又开始折腾出大项目，然后人手又不够了，这样下去，你是不是想把整个江南省都划到汉华重工的名下去了？”
“有大项目还不好吗？”林振华笑道，“谢厅长，现在大家都发愁找不到业务，我们公司的业务做不完，这不是好事吗？”
“可是，你现在上哪弄这么多工人去啊？”谢春艳道，“炼油厂这个东西，我可是知道的，你们老汉华厂没干过这个啊。如果石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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