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一种尴尬，叫做“自己的话打自己的脸”。
洪衍武就摊上了这样的处境。
六月底的时候，他才刚糊弄了陈力泉，把杨卫帆成名后在文艺界的处境往好里描述。
可转眼没几天，没想到就发生了特别糟糕的情况，连他自己都为杨卫帆着上急了。不得不紧急联系了杨卫帆，大夜里赶到了“海防歌舞团”的宿舍，跟他见面。
怎么回事啊？
敢情问题出在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上。
这可是1979年啊。“运动”虽然已经结束了三年，可别忘了，这场“运动”却已经整整持续了十年。它的影响还根深蒂固。
而“拨乱反正”所纠正的错误，也仅限于现实层面带给人们的实质伤害。目前，还并没有人着手去改变这场“运动”施加在人们精神层面上的影响。
甚至许多人自己都习惯了这种精神束缚的滋味，别说不再认为有任何不妥。往往还下意识地反对别人去挣脱这种捆绑。
这种情况具体反应在文艺界里，那就是往往会有人对一些很人性化的东西看不惯，因而横加指责，出言打击，由此引起一场场的碰撞和轩然大波。
比如说1979年刚刚复刊的《大众电影》，就因五月刊封底是王子与灰姑娘的接吻剧照被人扣上了大帽子。
有人在写给《大众电影》的信中写道，“万没有想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运动’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
其语气恨不得给《大众电影》杂志社再来一次全员批斗，非得要他们在全国人民面前低头谢罪才可。
由于类似这种指责并不在少数。于是当时《大众电影》杂志社为了应对这场“政治”危机，就特意请示了“影协书记处”，最终决定为了分清是非，要把全文刊登，并同时让读者展开讨论。
这样从六月起始，无数读者就此事展开唇枪舌战。
一时间，两种观点打得难分上下。就连《大众电影》本身也成了其他同行的新闻焦点。实在堪称是一种时代奇观。
说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事实上，就连《桐柏英雄》这样的革命电影也因拍摄与以往的风格迥异，同样要面对这种类似的问题和刁难。
甚至于对于这部电影来说，最大难为和压力还不是来自电影播放之后的观众反馈和社会风评，而是早在电影拍摄之初来自行业内部本身。
像摄制组把在黄山拍摄的第一批外景样片寄回“京影厂”时，厂里就发来电报，有领导批评说，“战争片不像战争片，像山水风光片，像神话故事片，建议全部重拍。”
这件事，幸亏女导演够机智，让人回了个电报，说季节已过，重拍事宜以后再议。借此把这件事糊弄过去了。
可厂里的干扰声听不到了，还有小说原作者来难为。影片中有一场表现翠姑感谢养父养育之恩的戏，翠姑给养父下跪。原作者对此大有意见，说一个党员给另一个党员下跪成何体统？始终不肯放过。
最后逼得女导演再次发挥了聪慧，在剪辑时，先表现翠姑下跪的趋势，然后切入别的镜头。等审查完后，再重新衔接上来。
可哪怕是解决了重重的困难，最后还有一大关在“京影厂”党委、“艺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三堂会审上呢。
在审查《桐柏英雄》全部对白双片的这一天。当日放映才刚结束，“京影厂”放映室的灯光还没亮起来，炸了锅一样的批评声音就传来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看得头都疼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会不会拍片子？”
持这种意见的关键原因，在于这部电影在彩色片中不断插入黑白片的倒叙、回忆、幻觉等，删去了原文学本中的大量台词。这种新浪潮的电影语言，让有些老同志很是接受不了。而他们的意见就是要把这部电影给彻底“枪毙”。
见此情景，整个摄制组简直失望透顶。他们都以外这部电影无缘再与观众见面了。
好在最终，“京影厂”的厂长挽救了这部影片。这位厂长极力要求先不急于否定，要邀请社会上电影界的专家来讨论一下。而在得到了文艺理论家和文化部副部长的肯定之后，这部电影的“政治关”才得以化险为夷地通过。
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上的“棍子”仍旧为数众多，反对人性化的顽固派拥有着很庞大的势力。
于是乎，杨卫帆的麻烦也就同样必不可免地到来了。
7月1日是“建党节”，当日“海政歌舞团”必然有重要的演出任务。大约是酝酿了许久，一些挑剔和反对的意见，借着有特殊纪念意义的这一天开始冒头了。
就在“海政歌舞团”在对部队党政机关慰问演出结束后，当时就有两个军队里较高级别的政工干部表示要对《军港之夜》这首歌提提意见。
他们认为这首歌曲好听是好听，但曲调是和歌词不是太软绵了？他们建议这首歌曲最好能做一些修改和调整。一是增加点振奋向上的革命气势。二就是让演唱者表现出铿锵有力的革命意志来。
对待这样不合理的外行建议，当时“海防歌舞团”全员谁也没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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