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农民起义，无非就是八个字，税赋剧增，徭役甚众。
但是生活在后世的现代人眼中，这八个字，只剩下了一个字，税。
为什么？因为人总是以自身的社会地位，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去推测上位者或者下位者，去推演过去和未来。
就好像一个大家后世都知道的网络段子，皇帝的金锄头，说是古代有两个老农民畅想皇帝的奢华生活，一个说：“我想皇帝肯定天天吃白面膜吃到饱！”另一个说：“不止不止，我想皇帝肯定下地都用的金锄头！”
这句话说的是穷人不知道富人的真实生活，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总被人嘲笑底层人的无知。
但是反过来，这句话也是成立的，皇帝同样不知道底下人到底过得有多苦，他能想到的，也不过是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没有人来服侍，每天只能吃同一样东西不能换。
比如晋惠帝司马衷，有一年闹饥荒，下面人报告说老百姓没饭吃，到处都有饿死的人，晋惠帝司马衷却对报告人说：“没有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报告的人无言以对。
在皇帝的脑子里，似乎饭和肉粥是并列的，没有饭可以吃了，那就吃肉粥，没有丝毫不对。
当然，晋惠帝本人其实是个公认的傻子，官方认证的，朝廷咸知不堪政事。说出这种话来，可能更多地来源于他的智商问题。
但生活在后世翻天覆地的新未来中，作为现代化社会的一员，张燕的思想也和晋惠帝一样，犯了同样的毛病。
他曾经认为，农民起义无非就是田税高了，只要把田税降下去，就能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国来朝。
直到他刚刚穿过来的时候，依旧是这种想法，但是经过这些时间的观察，通过和黄邵张角他们的交谈。
他逐渐得出了一个结论，田税，从来都是偏低的，不能再低了。
汉代吸取了暴秦二世而亡的经验教训，法令宽仁，休养生息，田税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三十税一。
这么说不太直观，换成现代百分比，就是说田税只有3.33%，哪怕最重的十税一，也不过是10%。
而近现代，建国初期，我国的农业税平均税率是15%，介于七税一和六税一之间。
孰轻孰重？
尤其是在两千年前的汉代，生产力非常不发达，商业才刚刚起步，工业基本没有，占国家税收财政大头的农业税，竟然只有3%。最高不超过10%。
各位手头如果有发票，就可以发现，3%这个税率，真的已经很低了。
再低，就只有我国之后的全面取消征收农业税，即，农无税。
而我国之后之所以能取消农业税，是因为工商业的极大发展，靠着这些税收，才能有底气喊出：“农无税！”
而在喊出这句话之前，我国农业税的实际税率也不过就是降到了3%的水平而已。
有后世的工具，化肥支撑，农业产量极巨扩大的近现代农民，他们承受的田税，也就是从15%慢慢降回到汉代的三十税一。
而两千年前的汉代，生产力如此不发达，粮食匮缺的朝代，却在长时间执行这种低田税的国策，人心思汉，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田税很低，为什么还要造反？
这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了，赋，税赋税赋，税是税，赋是赋。
税专指田税，而赋的主要来源，是口赋，俗称人头税，这个倒还好，比较固定，一人出二十三钱。
还有一种东西叫算赋，这个东西就没个定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固定的名目。
有一点类似现代的活动团建经费，只要上面规定了要筹措哪一项活动，所有人平摊出经费。
比如汉武帝时，为了筹措军费，说国家要提前置办兵器甲胄放在武库里用来备战，要每人出一百二十钱。
这跟直接抢钱没什么两样。
不过这还好，起码这钱，武帝是真的拿去给卫青霍去病打仗用了。
但到了东汉后期，下层的贪官污吏，也开始随意编造理由，比如修缮县里的城墙呀，修缮道路呀，修缮县衙呀，开挖沟渠呀，制办甲胄兵器呀。
下面的百姓，也不知道这究竟是皇帝的命令还是下面的县吏郡吏自作主张，只能硬着头皮交了。
而人的贪婪一旦得到满足，就只会更贪婪，这些五花八门的算赋越来越多。
这些百姓又没有直接向朝廷反馈的通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就聚在一起做盗贼，武装反抗。
要么就倒向世家豪强，借用他们的权势和力量，避免自己承担这些苛捐杂税。
黄巾起义之前的那些年，各地的盗贼势力蜂起，以及世家豪强的扩张越来越快，而朝廷不能制止，就是这个原因。
也曾经有过清明的官吏，招抚了盗贼，给他们分派田地农具，承诺取消这些苛捐杂税，但这些清明之人没待多久，不是死了，就是到中央去做官了，贪官污吏再次涌了出来。
而这次，不堪重负的盗贼们已经和世家豪强取得了联系，成为他们在外的一把刀。
但既然如此，百姓安安稳稳地在豪强庇护下生存就好了，为什么还要造反？
对此，张角和黄邵，只给了他两个字的回答，“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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