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建设方面,刘一民重点讲了正反两个问题,也就是发展壮大根据地经济和削弱日本鬼子经济能力问题。
刘一民把壮大根据地经济问题,说成能否坚持持续抗战的头等大事,把教导师推广一年两熟耕作法、提高粮食产量的作法作了详细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屯垦、扩大耐旱高产秋粮种植面积,动员群众合理分配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往夏季吃粮、秋季花钱上过渡。在保证粮食、穿衣自给自足的前提下,在所有根据地实行统一税率、统一利率、通存通兑,维护人民币的信誉,扶持发展根据地商业,打破日寇的封锁。
在这个问题上,刘一民提出要扭转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不能把与日战区做生意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视为资敌行为。一方面,开展商业活动,可以从敌占区想法购买我们急需的物资;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物资向敌占区倾销,破坏敌占区经济。刘一民举了个例子,山东有个企业生产马扎,质量很好,在平津地区占有市场,甚至还可以出口日本、欧洲。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允许这个企业继续生产、继续向平津、日本销售呢,还是禁止生产销售呢?刘一民的答案是当然允许生产、销售,而且要鼓励扩大产量和扩大销售量。要用小小的马扎换回粮食、棉花、煤油。当然,粮食、棉花、煤油、汽油、钢铁、药品这些东西,小鬼子是一定会限制流通的,一定不会让我们轻易得到的。但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到漏洞,小鬼子封锁再严,商人们总是会有办法的,比如收买伪军、收买汉奸、收买日军军官等,办法多的是,再加上我军配合,就一定能打破小鬼子的封锁。
这就牵涉一个问题,需要划定一个标准,哪些商品禁止向敌占区销售,哪些商品鼓励向敌占区销售。总的说,要用高附加值的消耗品与敌占区做生意,战略物资严禁向敌占区销售。
关于如何削弱日本鬼子经济问题,据刘一民讲,最主要就是打击小鬼子的经济体系。小鬼子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战养战,掠夺占领区的资源支撑侵略战争。要想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首先是要积极进攻,不断蚕食压缩鬼子占领区,扩大根据地。其次就是要摧毁小鬼子在沦陷区的经济基础。比如日伪军发行的联合券,我们在禁止流通的前提下,还要想法雕版印刷,大量制造假钞,向太原、石家庄、保定、青岛、徐州、北平、天津等所有日战区大量抛售,用假钞来买我们需要的物资,最后让日伪军的联合券变的一分不值。最好能通过内线,买通伪军的高级军需官,让他们把这些伪钞当军饷往下发,逼哪些伪军、汉奸变成穷光蛋,嗷嗷叫着向鬼子讨债。这个事情要统一部署,前期要高度保密,到后期就不需要保密了,反而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日伪军的钞票都是假钞,彻底毁灭日伪金融体系的信誉。
至于我们缴获的日元,除了购买必需的物资外,可以由中央统一经营,到美国去办公司、买股票,参股美国的电气、电信、交通、汽车、军火等大企业,最好是在美国人不知不觉中间,控股一些美国的骨干企业。也可以把日元兑换成美元、法郎、英镑,到苏联去采购我们必需的物资、军火。也可以到上海、广州、武汉、北平、天津、青岛这些大城市去办公司、做生意,套购根据地需要的战略物资。
刘一民讲的兴起,两眼放光,竟然一手叉腰,一手不停地挥动着,越说声音越大,下面的干部们听的晕晕乎乎的,不停的鼓掌。
讲完第一大部分,刘一民开始讲武汉会战后的抗战形势。
刘一民的观点是一贯的,那就是武汉会战后,中国的抗战进入**论断的战略相持阶段,日寇由于占领区域扩大,不得不分兵防守,很难再保持战略进攻势头。同时,战略相持阶段不等于鬼子就不发动大的战役,有些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依然是鬼子的攻击目标。象宜昌、长沙、南昌这些地方,小鬼子必然还会调集兵力大举进攻。但是,经过武汉会战的锻炼,**骨干部队战斗力将有明显提升,小鬼子再想取得大的战果,基本上不可能,相反,还会遭到**的反击。华北战场上,除了山东方向外,山西战场的中条山方向将成为日军的攻击重点。
刘一民认为,在与**作战的同时,日军会加大诱降力度,扶持汉奸政府扩大伪军武装,以伪军武装代替日军担任守备任务。特别是武汉丢失后,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抗战失去信心,加上蒋介石一贯奉行排除异己的政策,国民党内部很可能会出现一股投降风,甚至会出现降将如毛、降兵如潮的局面。
对我军来说,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将进入困难时期,原因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日军将集中力量巩固占领区,以八路军为主要作战对象,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而且会实施一系列封锁政策。第二个是战略相持阶段前期,**投降部队多,这部分部队有一定战斗力,加入伪军后,很可能不打**,专打八路军、新四军。第三是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攻势趋缓,**得到喘息之机,如果再打上几次说的过去的战役,蒋介石必然会沾沾自喜,进而将目光转向限制我党我军发展上来,甚至会调动部队与我军大打出手。这样一来,我军外有日军主力压迫,内有顽固派掣肘,要同时与日军、伪军、和顽军作战,压力空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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