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自然也看出了他们笑容中所含的意味。
不免有些羞恼，脸色微微发红。
汪汝淳看到皇帝的窘色，连忙善意地解释起来：
“陛下，朝廷的商税如此轻微，许多商人尚且不肯老实缴纳。田赋许多地方不过是三十分之一，劳役丁税因为本朝不清点人口，比起国初负担降低，只怕不到五分之一，就这样各地田主尚且要脱逃。那田租按五五分成，佃户岂有这般老实缴纳的道理？”
李之藻补充道：
“陛下岂不闻我朝民间向来有‘久佃成业主’这句俗语么？还有‘田入佃手，佃如虎踞’！”
“这个……”朱由检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印象，似乎在哪里看过，他拼命在脑海中搜索，随即想到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确实有这样的记载。
李之藻见朱由检说出“这个”两字，就说不下去了，以为他毕竟是身处高位，不谙民情，温厚地笑了一下，耐心解释起来：
“这田是佃户在耕种，许多地主对田地远不如佃户熟悉，甚至不少地主连自己家田在哪里都不知道。佃户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隐瞒收成，少交甚至不交田租。
“朝廷收赋税尚且难，这收田租自然也难。收一家佃户的田租难，若是收取十家，上百家佃户的田租，那就更难。若是收上千家的田租，那难上加难。”
“许多时候地主的田就此被佃户侵占，也自认倒霉。”
朱由检皱眉：
“难道田主不可以去衙门告佃户么？”
汪汝淳叹气道：
“告自然是可以告，可打官司又岂是容易，要辩清真相就不易，即便在本地告赢了，对方还可以去按察使等上级衙门上诉，有的地主和佃农争议的案子，前后告了两年都没结案。为此耗费的心力和钱财，倒还不如当初不和佃户争执。”
李之藻道：
“微臣有一小友祁彪佳曾经在天启年间担任福建兴华府推官，便曾经处理了许多地主和佃户争议的案件，汇集成册。
“其中一件案子是某俞姓秀才，花费三十两银子向寺院买了一块寺田。结果佃农吴贵三、周干禄连续两年都没给这俞姓秀才田租，不但如此还出言辱骂这俞秀才。说是自己已经交了税粮，所以无需再给这俞秀才田租。”
朱由检皱眉：
“那这俞秀才就没办法么？”
李之藻说道：
“俞秀才最后只能不要这田了，又以十八两银子的价格卖回给了寺庙和尚，等于他自己倒贴给了和尚十二两银子。”
他接着说道：
“这是不肯交租的，还有佃农直接盗卖地主的田。比如秀才戴贞吉的田，租给一个叫林君进的佃农，林君进死后，他儿子又把这田卖给了彭秀才。
“还有莆田陈家，和佃户林道积订立了租佃契约，后来林道积的儿子林成宇觉得寺庙的田容易拖欠田租，便和寺庙和尚勾结，硬要把陈家的田说成是寺庙的田。”
李之藻说到这里，汪汝淳插嘴道：
“李大人说的这些案子，还都是有功名的生员、乡绅和佃农之间的纠纷，打起官司来，生员和乡绅还能有几分便宜。若是毫无功名的地主和佃农发生纠纷，这要打赢官司便更难了。”
李之藻叹气道：
“这还是田主和直接种田的佃户有纠纷。还有的案子，佃户又把田转出去，转个三四次，这发生纠纷，要厘清更难。
“有一个案子里，秀才欧阳春把田租给佃户张文武，张文武又有自己的田，连带自己的田又转租给了江得益。然后江得益又把这些田转租给了池子奇。”
朱由检听到这里，觉得自己的头都大了，他连忙叫：
“且慢！这佃农还能把地主的田再转租出去？”
李之藻说道：“这是自然！”
似乎对皇上连这么简单的事实都不知道，有些奇怪。
朱由检也不由得苦笑起来，要是这样，他也觉得收租不那么容易了。
甲租给了乙，乙租给丙，丙租给了丁。
那到时候甲收租问谁要？
问乙要，乙说自己都没收到田租，那又怎么核实？
只能再去找丙，找了丙再找丁。
找到丁，丁又推脱自己是问丙租的，只能给丙。
这样互相踢皮球，要把田租收到也确实不容易。
而且这样，那这些转租的佃农还能算是佃农么？
他们自己也不种田。
汪汝淳看见皇上的表情，似乎也明白收租并没有想象那么容易，长叹一声道：
“有些地方说‘田主寄命于田客，田主不知其田之所在，惟田客是问’，田客便是佃户。田主连田在哪里都不知道，收入多少也只能寄托在佃户不至于太过欺心。
“名义上有田的地主，有时候收不到田租，却还要交纳赋税丁税，这自然要叫苦连天。
“所以许多时候，有田还不如没田来得省心。这也是为何我等商人不愿意多购田产。”
朱由检心中还是觉得这实在和穿越前一直被教导的观念太过悖反，不是都指责中国古代商人有钱了就买土地，所以发展不起资本主义。
现在怎么汪汝淳和自己说得完全相反？
他不甘心地发出质疑：
“汪先生，也许这只是你个人见闻所限。”
李之藻却连连摇头道：
“不然不然，此绝非孟朴一人见闻。臣查阅过嘉靖时《徽州府志》，其中便说：‘商贾虽余赀多，不置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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