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已转了话头，“你的身子骨儿还好吗？闹不闹病啊？”
年高勋臣陛见之时，皇帝问询健康状况，也算例牌节目。
曾国藩定了定神，“还好——去年冬天闹过一阵子病，开了春，就慢慢儿的好了；今年还没有闹过什么大病。”
“嗯，”皇帝说道，“你是有了春秋的人，入了冬，天时冷，要善自保养。”
“是，谢皇上眷注。”
“你的眼疾，”皇帝说道，“现在怎么样了呢？”
“也还好，”曾国藩说道，“眼镜配的很好，打那之后，就能够自个儿看书、看塘报了，眼疾也没有进一步的加重。”
顿了顿，“说起来，这个事儿，臣要好好儿谢一谢轩亲王呢。”
曾国藩由两江调任直隶，途径上海的时候，赵景贤请了一位叫做菲尔普斯的洋医生，替他仔细检查了眼疾，并将相关数据打电报告知北京。曾国藩抵埠后，关卓凡亲手将两副配好的眼镜——一副老花镜、一副近视镜——交给了他。
关卓凡微微一笑，没有说话，皇帝替他说了：“这是他应该做的——同僚之间，彼此帮助，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这个话，曾国藩就不晓得该怎么回了。
很明显的，这个话，皇帝不仅是以皇帝的身份说的，还是以轩亲王妻子的身份说的——只有“自家人”才能替“自家人”说什么“这是他应该做的”一类的话。
“对了，”皇帝继续说道，“直隶总督衙门，现在用的什么灯火呢？嗯，我是说，还是在用蜡烛吗？”
曾国藩微微一怔，“是，还是蜡烛。”
“你的眼睛不好，”皇帝摇了摇头，“蜡烛的光不够亮，该换煤油灯或是煤气灯了！”
顿了顿，“我在‘潜邸’的时候，花厅，装了煤气灯；书房、寝卧，添了煤油灯，都比蜡烛，要亮的多了！宫里头，乾清宫、养心殿一类地方，也打算‘换灯’了，我看，你的直隶总督衙门，也很该照此办理。”
“这……”
曾国藩犹豫了一下，“是，臣遵旨。”
“你是最早办开洋务的人，”皇帝说道，“自个儿的日常起居，却躲着洋物件儿，这是何何苦来哉？”
“这，臣……”
曾国藩踌躇着，正想着该怎么跟皇帝解释，皇帝已微微一笑，说道：“你的苦心，我都明白，不过，现在的情形，跟前几年比，已经不大一样了，说怪话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洋物件儿，只要有用、好用，该用起来，还是要用起来，不然，咱们办洋务，到底为的什么呢？”
“是……皇上圣明。”
这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曾国藩是中国最早力推洋务的重臣，但他的生活起居，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洋派”，不吃洋餐，不喝洋酒，生了病，不会去看洋医生。
这一点，和恭王、文祥、宝鋆等人，大不相同。
较之关卓凡，就更加天差地别了。
这一来，是曾国藩理学大家的“惯性”使然，二来，大约是出于这样一种奇异的矛盾心理：我推行洋务，完全是为了国家，其中，自己是没有任何私心私意的。我若受了洋风熏染，则无私亦有私，推行洋务，就理不直、气不壮了。
这就是皇帝说的曾国藩的“苦心”。
这个情形，有点像民国肇始，有那倡导恋爱自由的，自己却老老实实接受包办婚姻；又如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强调**对人的潜意识的影响，实际生活中，弗氏却循规蹈矩，私德极谨极慎，生怕予人话柄。
“你是打两江调直隶的，”皇帝说道，“两江、直隶的情形，你都很熟悉，嗯，我有些好奇，你说，江南的蚕丝业，直隶这边儿，能不能也做了起来呢？”
曾国藩大大一愣，这个问题，他可是从来没有想过。
“回皇上，”曾国藩很谨慎的说道，“术业有专攻，臣对蚕丝之道，所知有限，不敢妄下断言。”
顿了顿，“不过，臣以为，直隶、两江的水土、天时，相差甚远，在直隶养蚕、缫丝，只怕相当的不容易。”
“也是。”皇帝点了点头，“不过，我记得，左宗棠关于陕甘善后的折子里曾经提过，他有意在陕甘推行蚕桑，我想，水土、天时上头，陕甘之于两江，较直隶之于两江，差别更大，如果陕甘能够推行蚕桑，直隶是不是也能够效法呢？”
曾国藩又是一愣。
左宗棠要在陕甘推行蚕桑，这个事儿，曾国藩是知道的，不过，他并不以其为然，他也不大清楚，一年多过去了，左宗棠的奇思妙想，到底成事了没有？
不过，虽不甚以为然，但他身为直隶总督，自也不好在陛见的时候，公开批评另一位总督的施政。
“回皇上，”曾国藩说道，“陕甘贫瘠，不比直隶，更不比两江，且偷种罂粟者甚众，如果蚕桑真的能够行之于陕甘，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
他的话说的委婉，但皇帝听懂了：陕甘推行蚕桑，就算成功，也是事倍功半；品质亦不可能同江南的蚕丝相提并论。不过，因为“陕甘贫瘠”，多一样生发，“无论如何”，总是好的；至少，多了一个取代“偷种罂粟”的选择。
言下之意很清楚：他对左宗棠在陕甘推行桑蚕的计划，是不大以为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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