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佩服这几个人的才华，一是曹禺，一是沈从文，一是萧乾。我自愧不如他们，才能要差好几倍。”
就名气来看，此时的萧乾还远远不如曹禺和沈从文，而且他如今还没有成为二战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记者。
出发当日，萧乾在大使馆门口把周赫煊堵住：“周先生，我是萧乾！”
“是秉乾啊，你什么时候来英国的？”周赫煊笑问。他当然认识萧乾，因为去年萧乾还在做《大公报》副刊的主编，周赫煊视察报社的时候遇到过几回。
“我去年底到英国的。”萧乾有些尴尬地回答。
萧乾的尴尬不仅在于国难当头之际离开祖国，更因为他离开的原因——婚外情。他喜欢上了一个女钢琴家，无法在妻子和情人中间做选择，干脆两个都不选而一走了之（妻子离婚后投奔了延安）。
可见萧乾在感情问题上非常优柔寡断，这也就导致他连续好几段婚姻失败。他过几年要跟一个英国混血女郎结婚，但那女人刚生完孩子就跟接生医生出轨。这不算完，萧乾的第三任妻子是个心机婊，看重他名气才嫁给他，婚后发现名气不管用就跑路了。
周赫煊问：“你在英国做什么工作？”
萧乾道：“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助教。”
“有没有想过做《大公报》海外特聘记者，专门报道欧洲战事。”周赫煊发出邀请。
萧乾笑道：“当然愿意。对了，我这次来找周先生，是想请你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一堂课。我刚刚在东方学院开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为支援中国抗战的英国青年补习中文，向他们介绍有关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知识。”
“那是好事啊，那些英国青年愿意帮中国打仗吗？”周赫煊问。
萧乾说：“他们都是英国公谊会的成员，他们同情中国的遭遇，大部分愿意帮中国抗战做宣传和募捐，少部分有直接奔赴中国战场的打算。最近周先生的街头演讲，让他们大受感动，所以想亲自聆听你讲课，讲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
英国公谊会属于教派组织，刚刚建立时保守而激进，到处抨击英国国教会和清教徒教会。随着几百年的发展，公谊会变得越来越包容，甚至允许任何教派的信众加入该会。
这个教派认为每个人都生而有“灵”，那是上帝播下的灵光种子，人可以借助“种子”认识真理，并由此获得智慧和幸福。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人性本善，跟传统基督教的“原罪论”恰好背道而驰。他们还认为《圣经》并非上帝对人类的全部启示，只要依靠“灵光种子”就能接近上帝，领悟人生的真谛，这又有点像佛家的顿悟。
为什么要在本书中提及呢？
因为这个教派坚守“爱与宽容”的原则，并且强烈反对暴力，从美国南北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都有公谊会的教友直接或间接参战。他们往往站在“正义”的一方，包括中国抗日战场，也有公谊会教友的身影存在。
等到萧乾在东方学院的培训班课程结束，这些英国公谊会的教友就会奔赴云南。刚开始只有4人，半年时间就发展到40人，并且陆续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印度和新西兰人加入，至抗战胜利时已有数百人规模。
他们并未直接参战，而是负责物资运输、修理汽车、医疗救助、战时服务等等，有些人永远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顺便一提，援助中国的“英国公谊会救护队”有两位创始人，其中一人是吉百利家族的掌舵者，他甚至把亲儿子都送上了中国战场——就是那个生产巧克力和口香糖的吉百利。大家也不用刻意去买他们的产品，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吉百利家族已经失去了对公司的掌控。
既然是国际友人，周赫煊自然不会推辞，他笑道：“等我从牛津回来，就去东方学院讲课。”
“那真是太好了，相信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萧乾突然问，“周先生，我可以跟随你一起去牛津吗？”
“跟着我干嘛？”周赫煊笑道。
萧乾说：“我平时也写一些文章，向英国的报纸投稿。英国读者对周先生非常好奇，所以我想跟在你身边，写一篇叫做《周先生在英国》的报告文学。你不会介意吧？”
“随你的便，但车票钱自付。”周赫煊开玩笑说。
两辆汽车驶到大使馆门口，马珏摇下车窗说：“先生，可以出发了。”
一辆汽车是周赫煊捐给使馆的，另一辆是郭泰祺借来的，加上三个保镖必须两辆车才能坐完。
在前往火车站的过程中，一路上坑坑洼洼全是弹坑，只有路中间的坑才会立即填平。马珏突然指着道旁说：“先生你看！英国人真有趣，居然在弹坑周围种满了鲜花。”
周赫煊转头看去，果然见路边有个大坑，而周围则满是新栽的鲜花。
萧乾解释道：“栽花是为了提醒路人有大坑，防止不小心掉进坑里。”
由于德国对伦敦的连番轰炸，市区已经变成了月球表面，坑多得短时间内根本填不完，而且经常是一坑未填一坑又生。相比而言，在弹坑周围栽花反而要轻松许多，不得不说英国佬还是很有情趣的。
萧乾继续说着他在伦敦见到的趣闻：“上周，德国飞机接连撒了三天劝降传单，你们猜英国人是怎么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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