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阳郡叔孙无忌，字勉之。
他正是曾经到檀德台，欲寻扬子辩论的元州道大修士王充的再传弟子。
当年王充与桓荣辩论半日不能胜，主动认负后离去。
扬子访友结束，返回檀德台，仔细听了桓荣复述先前的辩论过程，对王充大为推崇，又细读王充在元州道时完成的着作《论衡》，掩卷而叹：“王仲任《论衡》，得《道德》之真者也，唯惜不恤性命！”
这却是因为王充在《论衡》中体现出的生死观，大异于当世。
世人皆言长生好，修行的最重要目的，便是为了长生不死。
但在《论衡》中。
王充直言：“天地合气，万物生化，化死动生，故所自然”。
意思是，天地之间诸气化生万物，万物的生与死，就也是天地间的自然道理，生和死，哪个少了，都不符合自然。
但王充也并没有完全否定修行的意义。
他还说：“虽自然，亦须有为。耒耜耕耘，因春播种者，人为之也，及谷入地，日夜长大，人不能为也。或为之者，宋人悯其苗之不长，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为自然者，宋人之徒也。”
这是以农夫种粮作比喻，种子发芽成苗最终成熟，是自然的过程，不能人为地把禾苗拔起来催长，那么做的人就是“拔苗助长”故事里的那个主人公。
但在种子发芽之前，人也必须要做事情，做的是翻土播种，施肥浇水。
这些事情不做，种子也不会变成沉甸甸、压弯腰的饱满麦穗。
王充对于修行的态度，便是如此。
他认为修行可以使人的一生更有意义，最后可以结成更饱满的果实，但如果把修行的目的定为了违背自然的长生妄想，就不会有好结果。
王充这一脉学问，在当世可谓离经叛道，堪称另类中的另类。
绝大多数大修士了解过了王充的观点后，都立刻与他针锋相对。
唯有扬子，一方面惋惜王充的“不恤性命”，一面积极吸收王充学问中的优秀部分。
由此，扬子才在《太玄》之后，又有《法言》，而且《太玄》一脉的卜算之术最终臻至大成。
在卜算之术方面，最着名的有太玄十五子中的谢夷吾。
此外还有一个桓伯温。
曾被普遍视为远比叔叔桓荣优秀的桓伯温，在桓荣挺身卫道之后，清楚了他自己与桓荣的差距，在自认为已经学到太玄一脉全部精髓之后，不告而别，偷偷返回新昌郡，提前一步将桓氏掌控在了手中。
后人虽然大多为先祖避讳。
但如陈仲这些人，心里都很清楚，桓伯温当时就是忌惮桓荣，想要抢先控制家族。
不过后来桓荣根本没有再回新昌桓氏，反倒是桓伯温，晚年时主动将新昌桓氏分为两支，其中一支遥奉桓荣为族长。
据传，原因是桓伯温将他少年时在檀德台炫耀本领所作的《方圆图》，推衍到了后世，算知桓氏将有大难，分宗是意图瞒天过海。
《方圆图》，正是桓伯温倚仗《太玄》卜算之功，做出的以蓬莱道洲为卜算目标的卜辞图谱，其中流传出来，为世人所知的部分，确实应验非常。
但那些卜辞只是推算到了后汉延平年间，距今已有两百年。
传言中，桓伯温晚年凭借扬子吸收了王充学问，大成之后的《太玄》和《法言》，将《方圆图》续至数百年后，只不过那些后续，只有新昌桓氏的两支族人知道。
当然，这种无稽之谈，并不足以引起陈仲的关心。
扬子《太玄》与《法言》的大成，则确然与王充一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王充离开檀德台后，并没有在蓬莱道洲过多停留，收了一个弟子，便即离去，最终陨落在游历当中。
扬子为自己错过了唯一一次与王充面谈的机会，而抱憾终生。
叔孙无忌，则是王充当年所收弟子的弟子。
陈仲少年时，曾在盖阳郡助叔孙无忌降服绿洲潭底的一条作乱妖虬，二人因此情同手足。
但也因为陈仲对王充一脉观点的不认可，两人很少交流修行心得。
先前董志张将仙门郡发现的所谓“天下妖修总盟会”的消息，传递至殷台郡，由董氏通报桓志。
陈仲那时便曾问董志张，可有盖阳郡消息。
董志张当时以为陈仲是担忧盖阳郡不服桓志，不会加以配合，还特意向陈仲解释，说叔孙无忌是识大体之人，不会乱来。
其实，那时的陈仲，想要知道的就是叔孙无忌的近况。
董志张话语里透露出了盖阳郡“不服”桓志，而做主之人仍是叔孙无忌。
那么毫无疑问，叔孙无忌仍是陈仲认识的那个叔孙无忌，盖阳郡也不曾发生什么大变故，是以陈仲也不再赘问。
如今，看着叔孙无忌提着酒葫芦，一副孤傲模样，陈仲笑得很开心。
那酒葫芦却是当年两人降服了妖虬，彻底绝了盖阳郡绿洲之患，心情舒畅下，陈仲邀叔孙无忌前往家乡仙门游历。
在仙门郡，二人入仙门山，游览古迹，访问魏武年少时登临仙门所留诗刻，畅谈古今，张扬志向。
随后两人在山中发现了一株长势奇特的葫芦，其藤上仅有一枚果实，且天生便是赤红色，尚未长成便足有成人小臂一般长短。
当时葫芦藤被一条五步蛇妖看守，陈仲上前斩杀蛇妖，将葫芦摘下，赠与叔孙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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