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这是家喻户晓之末代帝王，清朝最后一位帝王，也是华夏封建帝国最后一位帝王，如今还有以他为题材拍摄的影视剧。1644年9月，孝庄、顺治这孤儿寡母入主中原，宣布大清对全国之统治；1912年2月，隆裕、宣统这“孤儿寡母”在袁世凯、革命军联合施压下，主动宣布逊位，体面结束了大清帝国之统治，并将一切资产交给民国，从而避免了国家分裂。民国也够意思，清朝皇室私有财产不得侵犯，民国每年再额外拨款四百万，算是生活费用。溥仪呢？当然是善终了，还成为新时代的公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综上所述，汉献帝、刘禅、孙皓、曹奂、陈叔宝、柴宗训、陈理、元顺帝、溥仪等这九位末代帝王，都是亡国后可以善终之主，算是幸运之王，人生赢家。这就有意思了，为何有些末代帝王会被杀，有些则善终呢？我认为，主要三点：其对现政权威胁之大小如何？有无利用价值？时代环境怎样？例如，清朝末代帝王肯定不会被杀，毕竟是“近代社会”，还要考虑到边境问题。
但最开始，灭国的君王都并不是会遭遇这样悲惨的下场的，至少最开始春秋时期，别说是亡国之君了，甚至对战败的敌方将领都会进行良好的善待，而这些规矩也是往往从某些人开始破坏殆尽的。
中国的历史悠久而漫长，产生了众多大大小小的王朝。载与史书中的王朝更替，在今人看来，无非是书面上的一些文字。但今天的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这种更替当时也许意味着天翻地覆，意味着战争、鲜血与火。
在王朝更替过程中，受到所谓天命转移最直接冲击的，莫过于末代王朝的皇族与他们的亡国之君。一提起前朝的亡国之君和宗室们，很多人脑海中不约而同的浮现起了一个词，那就是新生王朝对他们的斩草除根。
但殊不知，在中国的历史上，对待前朝的亡国之君，并不总是所谓斩草除根，对亡国之君们的态度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从善待到斩草除根的漫长过程。
我国政治史上，有一个渊源久远的礼制传统，即二王三恪礼，有时也称二宾三恪或三恪二王后，也可以单称三恪、二王。此礼属于宾礼之一，具体操作是由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前朝宗室后裔进行册封，授予王侯的名号，并且给予封国，负责对前朝宗庙的祭祀。二王三恪制度的实行，对于历朝统治者有着诸多的好处。
首先，在王朝更替的过程中，掌握着大量资源的莫过于当时的皇族宗室们，他们的利益和生存与自己祖宗所开创的王朝共存亡，因此，他们往往是一个王朝最顽固的守护群体。如果新生的更替势力想要取代这个王朝，逼迫的过紧，往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通过二王三恪制度，给他们一个保障和退路，往往可以减少更替过程中的阻力与伤亡，减少新王朝建立的压力。
其次，通过对前朝后裔的善待，可以笼络遗老遗少，拉拢人心，利于统治秩序的恢复与重新建立。最后，彰显新王朝的正统地位。通过裂土封爵，将前朝具有号召力的亡国之君与宗室子弟置于新王朝的监控之下，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二王三恪制度实行的还是很不错的。
商汤灭夏，将作为亡国之君的夏桀流放在了南巢，而夏桀的周围保留着原来的近侍之臣，基本上维持了奴隶制社会时的贵族生活。周武王伐纣灭商，作为亡国之君的商纣王举火自焚。但如果按照二王三恪，纣王的下场很有可能是和夏桀一样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武王在纣王自焚后的叹息与分封纣王二子为诸侯，允许他们裂土封爵可以看出。就算是到了后世所谓的暴秦统一六国时，秦始皇也没有对六国原贵族进行屠杀，只不过对他们进行了迁徙与监视。
二王三恪制度施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汉献帝与曹魏，曹魏与司马氏两次政权交接的过程中。汉献帝自即位后，汉家的天下便摇摇欲坠，等到曹丕显露出野心准备取而代之时，汉献帝刘协为了保全自己，配合曹丕完成了一场禅让的大戏，曹丕封这位汉家的亡国之君为山阳公，食邑万户。同时，山阳公位在诸侯王之上，享受着极其高的礼遇，如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封地里还可以奉汉朝的正朔，出行仪仗照如天子。这使得曹魏建立的过程中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汉帝获得了全身而退；同时还表明了曹魏政权的正统性，一举多得，正好验证了上文所提到的二王三恪制度的好处。
等到四十五年后，曹魏国内的巨族司马家按照曹丕的剧本重新翻拍了一遍这出戏，曹魏政权禅让给了司马家。而曹魏的亡国之君曹奂被封为陈留王，奉魏祀，在其封国内可以奉魏正朔，仪仗照旧依天子。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汉朝的山阳国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曹魏都灭亡了，而二王三恪礼下的山阳国依然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二王三恪下陈留王曹奂和他的陈留王国可以说是待遇最好的。晋惠帝太安元年（302年），陈留王曹奂在陈留封国得到善终，享年五十八岁，晋朝还专门给他上谥号为元皇帝，后人称之为“魏元帝”。国灭时还活着的亡国之君上帝谥，这在后世是万万不可想象的。而陈留王的封国在之后历经东晋和刘宋。由此可以看出，在东晋以前的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二王三恪下的诸多亡国之君们所享受的待遇和后世的杀戮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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