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当时郡县制刚刚实行，表面上好像整个国家都在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内，但是实际上，政府的运作是失效的，中央政府的命令往往不能很好的传达到地方。这样，就十分不利于对地方的管辖，也不利于地方的发展。
官员的任命也不太合理。当时的地方官员全都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的流官。他们不是本地人，因此，对于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无法制定出一套适合地方情况的管理办法，等到稍微熟悉的自己的任职地方，又要被派往下一个地方。郡县制本来就让百姓们觉得不适应，就连地方官员都由朝廷亲自任命，百姓很难建立起对地方官员的信任，这样，更加不利于完成中央下达的命令，社会矛盾就会逐渐累积。
并且，秦始皇受了法家思想的影响，实行严苛的政治和刑罚。
孔子说过：“苛政猛于虎。”
对于百姓来说，苛政比吃人的老虎还可怕。秦始皇的苛政使得百姓苦不堪言，民间一片怨声载道。除此之外，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太长时间的战乱。百姓们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于秦统一六国也是民心所向。
可是，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并不满足，仍旧继续发动战争，扩充版图。为了军队的开支，当时的百姓赋税也是极其重的。人们苦不堪言，但是却无能为力。在长久的压迫之下，人们开始了反击，秦王朝的统治由此开始走向了覆灭。
自古以来，就是民以食为天，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了适应常年征战的需要，商鞅提出了重农抑商政策。
对于当时战乱不断的秦国，这个政策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秦国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使得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最后兼并六国。可以说，重农抑商政策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政策需要随着国家形势的改变而改变，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始皇依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不仅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在重农方面，秦王朝颁布了关于土地方面的律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土地的私有，保护了他们的所有权，一开始，确实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是，也使得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流民日益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农业发展严重受阻。
虽然当时政府颁布了抑制兼并的政策，但是作用并不显着。官僚资本主义还是不断地兼并农民的土地，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在抑商方面，在那个时期，商人的地位比较低下，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选择去经商。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不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
秦灭六国后，迁六国贵族、王族以及富户迁居咸阳，这在客观上无异于釜底抽薪，使得关东地区即使想要发展经济也无处借力。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皇都以外的地区，经济发展受限，皇都中心，又因为政府的抑商政策，商业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阻碍。商人的赋税又极其的严重，大部分商人都被迫改行。所以，秦朝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导致其商业发展停滞不前，经济逐渐落后，这会矛盾加剧。
而且，秦朝时期的劳动力严重缺乏，这使得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秦始皇的功绩中有驱逐匈奴、平定百越、北筑长城、修建灵渠，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除此之外，秦始皇还大兴土木，始皇陵、阿房宫这类工程不仅耗费巨大，没有经济意义，而且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
还有严苛的秦国律法，使得“刑徒遍于野”，大量的劳动力即使没有参与徭役和兵役，也被严刑厉法折磨得死或残。农业发展本来就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此时的秦朝只剩下一部分老弱病残妇孺参与农业生产，农业发展严重受阻。
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使得商业发展受阻，劳动力缺乏使得农业发展也很缓慢，由此一来，秦朝的经济发展也就缓慢。到秦二世，经济发展基本停滞。而秦朝又是征战，又是大兴土木，需要的经济支持也是巨大的，所以，国库空虚，百姓的赋税就重了。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秦末大起义，秦朝被推翻，才仅仅二世，就走到了尽头。
帝国陨落之文化禁锢专治。
为了实现专制集权统治，秦始皇在文化上也实行专制，接受了李斯焚书坑儒的建议，别黑白而定一尊，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
秦始皇下令，除《秦记》、医药、卜筮、农家经典等，诸子和其他历史典籍，一律交给官府销毁。
而且，谈论，《诗》、《书》的只要被发现了，都处以死刑。官吏听到别人谈论百家经典，或以古非今，而不检举揭发，与所说的人同罪。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这开启了封建时期“愚民统治”以及“学院争吵”的先河。秦始皇不仅仅是焚书坑儒，还颁布了“挟书令”——家中藏有儒家经典的人，处以死罪。
这是一种思想文化上的专制，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虽然有利于巩固皇权，但是，这种行为确实对文化的一种毁灭，使得秦朝的文化发展也受到禁锢，不能开拓创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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