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州，可以说的上是一个历史名城了。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庐州不全然等于合肥，更多的情况下，应该是一个主从关系。
这样的一个地方，历史上也发生了许多的有趣之事。
而一般情况下，庐州的治所一般都会在合肥县，这两个地名是上下级单位关系，很多情况下都同时存在。
刚进入该地地界，一个老农便拦住了钦差队伍，远远的便跪在了官道中间，捶胸顿足地拍打着自己胸口，官道两边分别竖着一根树丫子，中间一条长长的白纸，就这么挂在了两根树丫子中间，白纸上面赫然写着4个字：千古奇冤！
这是要拦轿告状，而且专门挑了钦差大臣的官轿子来拦，看来事情应该不小。
听得葛南天汇报，张丹清连忙的让人停下官轿子，让人把这个老汉请了过来，当面诉说情况。
老汉一听钦差大人有请，忙不迭的，把那张白纸高高举过头顶，一脸颤颤巍巍的在侍卫们的搀扶下，走到了张丹青面前，嚎啕大哭的跪在他的面前，放声痛哭说道：
“小明张老五，见过钦差大人！
”
张丹青不由眉头一挑，有些哭笑不得的扶着额头：“原来还是个本家呀！老人家快快请起，你有什么冤屈，且慢慢说来。”
张老五连忙点头，竖起颤颤巍巍的手指头：“大人，是这样的，小老头膝下有个儿子，从小就有些混帐，不大听话，经常在外头惹是生非，可即便这孩子有些不成器，但他胆子是向来都非常小的，前些年，我便打算给他说一门媳妇，可好巧不巧，这户人家的女孩，就被县衙里的一个捕快吴大同给娶走了，这捕快仗着在衙门里当差，手底攒了一些钱，就出了更高的彩礼，取走了那户人家的姑娘。
我儿子有些气不过，就跑到他家去吵闹，结果被打的一身伤，本来我想这事可能就这么了了！可结果几日之后，我去江边挑水，却看见那个捕快会同着衙门里的几个人，在江边远远的便把我儿子扔进了水里。
我便到衙门去告他。可衙门里的官老爷说，捕快吴大同，当天被派出，人在庐州府办差，并不在本县，并以此为由将我赶出了衙门……”
张丹青轻轻点头：“所以你觉得地方官偏袒吴大同？不肯为你做主是吗？”
张老五连忙把头点的像小鸡啄米一般痛快，忙不迭的说道：“钦差大人果然明见，在县衙里告状无果，我听说钦差大人的队伍行经此地，便起了这个拦轿告状的心思，就算大人要打我板子，我也认了！
只要大人能为我做主，替我儿子讨个公道，这板子我也愿意挨！
”
听完的张丹青微微颔首，在古代这种封建社会，以百姓的身份，民告官，那绝对绝对需要莫大的勇气！
底层老百姓一直有上访的传统，可能这也是作为古代法律的一种补充吧。看那些历史剧，总有百姓拦住大官或者钦差大臣告状，更厉害的就是告御状了，这些都可以看成现在上访的古代形式。但上访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要说告御状，就是拦住钦差大臣的轿子也不容易。
一是本来这种机会就不多，二是这种大官出巡都是要净街的，没有那么容易拦得到轿子。而且即使真的拦到了，打几下屁股吃点苦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随便什么人都上访，钦差大臣们还不得忙死。但是，上访还是很多人趋之若鹜，因为在民众的心目中皇帝是好的，天子代天巡狩是不会犯错误的，犯错误的是当官的，而且是底层的官员，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只要把自己的要求、冤屈往上面传递，自然就可能获得公正的待遇。千百年来，我们一直都奉行这样的做法，如今也是一样。
说起民告官，大家脑袋的画面是否会想到半路拦下钦差大人的轿子喊冤？被当地的贪官污吏欺负的老百姓匍匐在钦差大人的轿子前，诉说着天大的冤情。最终在钦差大人的英明审查下，老百姓沉冤昭雪，一家人喜气洋洋的团聚在一起。
这种事在古代真的能发生吗？
民告官之难，难于上青天。
我们先看看明朝的规定，明朝《大明律例·刑律·诉讼》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即实亦]，笞五十。”“凡车驾行幸瀛台等处，有申诉者照迎车驾申诉律，拟断车驾出郊行幸。有申诉者照冲突仪，仗律拟断。”等等。
翻译一下就是，草民拦下官大人的轿子喊冤，要先掌嘴；上堂击鼓，要先打五十大板；告御状（也就是上京向刑部申诉），要滚钉板，趴在钉满钢钉的木板上背诉状，而且要背得一字不差。即使胜诉了，也要流放两千里之外。
管你冤不冤，先打了再说。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王朝讲究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我们都知道，古代的官员一般被尊称为“父母官”，也就是当官的如同百姓的父母一样。如果百姓告官，那么如同子女去谋杀父母，这在古代是大不孝的。而古代提倡以孝治国，民告官是难以被允许的。
明朝《大明律例·刑律·诉讼》规定：“凡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虽得实亦]杖一百徒三年。”同样的道理，如果在古代，儿子状告父母，妻子状告丈夫即使告赢了也要打一百下棍子，服三年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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