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整的统计表明，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城市中的丑国人居住在旅馆里或供膳食的寄宿处。
在西部的新兴城市中，特别是在那些决定生活基调的中产阶级主要公民中，情况尤其如此。
英国的女权主义者，博迪雄夫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说，丑国的每一个大镇都有可以容纳几百人的五六个大旅馆和供膳食的寄宿处，有的地方甚至有二十个或更多。
她说，大多数是全家长住旅馆的人。
例如，在1844年的芝加哥，城市人名地址录中所列入的人中，大约每六人中就有一人居住在旅馆里；
大约每四人中就有一人住在供膳食的寄宿处或与雇主住在一起。
除了已婚的年轻丑国人的迁移习惯之外，另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在这些新拓居地的人口中，男人占压倒多数，缺少妇女去组成家庭。
丑国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也促使中产阶级居住旅馆，这就是家庭佣人少和工钱高，这是所谓丑国梦的一个副产品。
但后来人们都知道，那个梦不过是人为虚构的一场通话，听起来比安徒生童话还美妙。
一位英国旅游者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说，一个爱尔兰厨师或女佣在丑国是一件昂贵的奢侈品。
“她坚持要当家作主，本地出生的丑国人就更贵一等，并且也更跋扈。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十七八岁的丑国主妇自然要寻找圣尼古拉斯或圣查尔斯或不管别的圣什么的可能提供庇护的、以每天两个半美元的费用，在旅馆中金碧辉煌的大厅里逃避这种家庭暴政。”
但是，博迪雄夫人说，旅馆中的无所事事的生活使女性的品质退化了。
她把丑国旅馆中的“太太小姐们”和她所见到的东方闺阁中的妇女相比。
“东方的妇女整日价梳妆打扮，以取悦于一个老爷或主人；西方的这些妇女则取悦于天下所有的老爷”。
任何经常光顾旅馆的人很快就发觉旧世界的许多差别在丑国都消失了。
欧洲中产阶级把一人独居，或只与家属或少数知交共处的权利视为赏心乐事，把这种权利看作是在文明社会中具有地位的一个标志。
但是，到西部去旅行的人发现自己和普通士兵、农民、工人、卡车司机、律师、医生、牧师、银行家、法官或将军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并被要求和这些人一起随便聊天。
他很快就知道，丑国人认为希望不受干扰是一种近乎傲慢的罪恶。
“希望清静独处即使不是一种过错，也是一种怠慢，它即使没有表现出来，别人也肯定会感觉到的。
你可能在许多方面犯罪和恶劣，但在丑国社会的宽容环境中却可以得到充分的宽宏大量的原谅；
但希望不受干扰这种过失却是绝对不能得到原谅的。”
1827—1828年曾在这个国家旅行的巴兹尔·霍尔上尉抱怨说，一人独享的“旅馆休息室”几乎是无法得到的，甚至在最大的旅馆中也是如此。
要单独用膳简直是一种珍奇的奢侈，这种奢侈如不额外付费根本就无法获得，并且通常不管出多少钱也无法办到。
三十五年之后，安东尼·特罗洛普抱着怀念的心情回忆起在一家英国客栈中美极了的清静独处的奢侈——一个人用的茶，一个人取暖的火，一个人读的书。
“你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但是在丑国的客栈里，你根本不能做你想做的事。
清晨一记可怕的锣声打破了你的好梦，接着，大约三十分钟之后，第二记锣声使你明白必须赶快去吃早饭，不管你穿没穿上衣服。
你当然可以继续洗漱，再过半小时去吃早饭。
你这样做，没有人会真的骂你，但正像这个国家的人所说的那样，早饭已经‘开过了’……他们毫不吝惜给你吃的喝的。
但是，他们要让你等上一会儿，让你不吃不喝地干坐在那儿。
如果你来得太晚了，你活该如此。
因此，通常你都不会迟到。
那样你就成了一长排吃饭者中的一员，他们吃饭时的那种狼吞虎咽的劲头，是怎么赞扬也不够的。”
丑国的旅馆是丑国生活的缩影。
在倏忽无常的新兴社群中，人们必须习惯于在他们萍水相逢的那些人面前居住、饮食和谈话。
这就是活生生的“丑国方式”的不折不扣的含义。
在这个时代，如果对一个农村姑娘说，她到纽约来必须单独吃饭，单独在一个房间过夜，那她宁可留在家里。
到阿斯特旅馆和两百个衣冠楚楚的人一起吃饭，穿着礼服坐在豪华的客厅中与许许多多人为伍——这就是吸引人们进城的魅力。
剧院比起这个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到百老汇大街去，买东西和观光都在其次——是此行主要目的的不值一提的附带品。”
一家旅馆，或者说一个国家，如果它不是一个可以让“穿戴和行为都还过得去的”公民们在一张公用桌子上摩肩而坐，它又有什么用处呢？
由于旅馆生活成了生气勃勃的丑国流动性的象征，南部人夸口说他们“不受旅馆生活的毒害和供膳食的寄宿处的苦恼”。
旅馆适合过路客人的需要，而这种过路客人在南部几乎没有（他们说幸好没有）。
在人们留在原地不动的地方，每个公民必然是个有强烈“乡土感情”的土地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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