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诸军机大臣，张浚、马扩、韩庭、顾庆川、岳飞、刘琦六人中，岳飞是皇帝的门生，韩庭是皇帝的大舅哥，其余诸人都是皇帝一手提拔。
难道是这些人起了叵测的心思，意图取李纲这些人而代之，进一步掌控大燕权力？
从动机上看，上述六人是具备动机的。
从能力和能量上来看，上述六人也是具备在幕后翻云覆雨能量的。
而侦缉天下的锦衣卫监察文武百官，恰恰李纲这些阁臣和张浚这些皇帝绝对信任的军机大臣，都在锦衣卫监控的范围之外。
王霖心中一沉。
从个人感情上来说，他绝不相信张浚等人会作出这等不顾全大局、结党营私、败坏朝纲的事。
但作为穿越者，王霖更清楚人心的复杂叵测和存在随时可以变化的诸多变数，这世界上最难掌控的恐怕就是人心了。
王霖眼前浮现出张浚这六人的面孔。
党争的事，为历朝历代的痼疾和顽疾，几乎没有一个皇朝能完全避免这种事，而往往党争又是内乱的根源。
生而为人，尤其是人是一种群居性高级动物，人在一起结成各类的小团体其实也很正常，或者自发形成志同道合的小圈子。
所谓君子群而不党。
王霖认为李纲这些阁相就是典型的君子群而不党。
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存在阻挡了很多人的晋升之路？或许是李纲他们所秉承的坚持科举取士与恩荫取士并举的温和政治思路，引起了不少人的敌视？……
王霖一时间心念电闪。
党争的危害他比任何人更清楚。
远的不说，前宋的新旧党争就是前车之鉴。
北宋的朋党之争起自真宗仁宗之朝，而盛于神宗哲宗之世，真正将党争推向高潮的，就是关于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新旧二党之争，可以说，新旧党争就是北宋党争的核心。
起于政见不合，但终于个人恩怨和排斥异己之争，祸国殃民，同时还架空了皇权。
王霖心中生出了十万分的警惕。
王霖知道，李纲五位内阁阁臣之所以被朝中称为旧党，除了李纲五人系前宋大臣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很多人看来，李纲等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已经阻挡了国家大踏步走向强盛的步伐。
他想起了李纲经常在大朝会上说的话：“陛下即位之始，今天下渐定，陛下应当广布恩德，与民休息，少言兵事。”
而被人称为新党领袖的张浚则主张“变风俗，立法度，大刀阔斧扫百年之积弊，荡三冗之沉疴，富国强兵，复汉唐盛况”。
新党已经开始提出要推行新政，新政的理念很多程度上参照了王安石过去的变法理念，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工程。
具体包括农、林、水、商、工、军……以及设军器监、扩大茶盐专卖、改革科举制度等百多项措施，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和方方面面。
这些措施若是强力推行下去，肯定是一次巨大的社会经济和军事政治变革。
本质上说，王霖是支持新政的，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改革派。
但王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事败，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他操之过急，急于求成。
与暴风骤雨的改革相比，王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理念和和风细雨的手段，利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逐步完成对大燕皇朝的改良革新。
也就是所谓的温水煮青蛙。
可很显然，皇帝的政治主张被新党“领会”起来，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过于激进了。
李纲等人实际也是赞同革新的，但认为要适度且稳健。
简单而言，旧党要民富，新党要国强；旧党要节流，新党要开源。
政见分歧越来越大。
二者的区别在于，新党认为要增加国库收入，就要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实现“不加赋而国用饶”。
可在旧党看来，所谓“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国家要理财，只能不断取之于民，就是要与民争利，盘剥民财。
王霖望向李纲等人。
素来沉默寡言且在这场风波中并未遭到攻击的黄岐善突然轻道：“陛下，历代以来，党争祸国殃民，需得警惕。
臣以为，此案背后定有幕后黑手。
鉴于案情复杂重大，牵扯朝中重臣颇多，应由燕侯以锦衣卫侦缉查办，御史台和大理寺协办方可。”
郭志舜也拱手道：“陛下，老臣也以为，当由锦衣卫主导查办，且要从源头查起。
此案牵连人数众多，稍有不慎，将引起朝中震荡，鉴于此，应赐燕侯和锦衣卫天子剑，请燕侯仗天子剑驱邪除恶，一旦查明幕后真凶，不论涉及到谁，当以雷霆手段除恶务尽！”
郭志舜的话里就有些愤恨不平了。
他这段时间被攻击得很惨，压力极大。
王霖深望着郭志舜，轻声一叹。
显然在李纲这几个老臣心里，所谓幕后黑手就是张浚这些新党大臣中的一员，目的就是借此案牵连到内阁老臣，从而扫除他们上位的障碍，然后为天下推行新政而做好铺垫。
而郭志舜担心皇帝偏袒新党。
不愿意深究此案。
因为在郭志舜看来，皇帝的锦衣卫侦缉天下，若真是新党有人幕后操控，一定很难瞒过皇帝的耳目。
或者说，若是皇帝有心查办，真相定很快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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