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说着，一边没忍住用手指敲了敲那份合同，颇带几分气势地看着刘臻：“我认为对方律师也许需要好好地分辨一下‘同居’和‘姘居’的区别。前者是为了共同生活而长期居住在一起，后者是因为性关系而暂时同住。我当事人和苏妙，顶多算是姘居，要构成‘同居’实在牵强。”
这一番话从法理上讲，自然是挑不出什么错处，可要从情理上讲，多少会让道德观念比较普遍、正常的人感觉到恶心。
从没见过把不正当性关系说得这么理直气壮的。
陶文道没打断他，但听的过程中一直在皱眉。
这就是方不让在这一案中的天然劣势了。
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存在的，即便能在性质上进行分辩，行为本身也很难让人产生好感。
刘臻一方即使达不到给方不让、苏妙定性为“同居”的目的，也能通过对这一点的庭辩而让他们自曝其短，让法官对方不让生出恶感，可以说怎么也不亏。
果然，程白不动声色地去打量刘臻，刘臻并没有露出什么不满和意外的神色，甚至还对着才反驳了她的朱守庆笑了一笑，然后道：“审判长，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对方当事人。”
陶文道点了点头。
刘臻便看向方不让，拿起了几张方不让和别的女人出入各处场所的照片：“请问方先生，在你和我当事人婚姻存续期间，你一直保持着和其他女人的不正当关系，是吗？”
方不让双手十指交叉在一起，认得坦荡：“是。”
朱守庆和程白都对望了一眼，各自都露出了一言难尽的神情：如果不是他们也掌握了殷晓媛和Mars有婚外关系的证据，这会儿听了方不让对着这些完全能说是活动女伴的照片承认自己和她们有不正当关系，只怕早就把这当事人暴打一顿了。
甚至就连刘臻都有些意外。
她和方不让从来没有过接触，拿出这些照片来的时候本以为对方一定会编出别的借口来解释否认，所以还准备了后招，没想到他居然直接认了。
这么“实诚”的被告，让人很不习惯。
刘臻皱了眉，非但没有放松下来，反而越发警惕，又拿了另一份证据：“你平均一周只回家看孩子一次，甚至有过连续两个月不回家的情况，平均算下来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少得可怜，对吗？”
这是开始抚养权相关的询问了。
方不让终于抬了眉，静静地凝视了刘臻几秒钟，然后道：“不对。”
刘臻面颊上咬肌的那一块动了动，在方不让注视到她的瞬间，很突然地就感觉到了一种压力——
来自强大同行俯视的压力。
她重新拆解了自己的提问：“你平均一周只回家看孩子一次，是吗？”
方不让道：“差不多。”
刘臻又问：“你有过连续两个月不回家的情况，是吗？”
方不让道：“是。”
如果继续下去，她的下一句就应该是：平均算下来，你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少得可怜，对吗？
可在问完前面两句得到了方不让肯定的回答之后，刘臻便心头一凛。
她意识到自己不能问第三个问题。
庭审上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而经验丰富的律师会尽量避免突发情况，又需要具备有用最好的方式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
刘臻知道自己留下了一个破绽。
因为方不让之前的那个回答是，不对。
她换了其他几个能证明方不让对殷晓媛、对孩子、对家庭不负责任的问题，基本都从方不让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但在询问完自己原本准备询问的几个问题之后，她还多问了几个关联性不那么强的问题。
这是为了拖延时间。
最好能让人转移注意力，不去注意她留下的那个破绽。
只可惜，这一场她的对手并不是庸俗之辈。
如果是个普通律师，可能还真轻轻放过了。
但她的对手是程白。
程白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
她和朱守庆作为方不让的代理律师，虽然尽量地想为他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实现他的诉求，可方不让拒不配合的态度又让他们很头疼。
同时因为他们关系特殊，也不好强迫方不让。
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事、很多想法，方不让并未跟他们交流。
在方不让刚说出“不对”两个字的时候，程白就已经注意到了，随后更轻易地注意到了刘臻拆解问题之后，只问了前面两个，而略去了最后一个。
如果方不让对前面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只存在一种可能让他在第一次回答时说出“不对”两个字。
那就是他不认同最后那个问题。
刘臻的询问刚一结束，程白便直接接上了：“审判长，我方也有几个问题想问我方当事人。”
例行程序，陶文道点点头。
程白便直接看向了方不让：“平均算下来，你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少得可怜，是吗？”
刘臻脸上顿时难看下来，抿紧了唇。
方不让的目光便从她脸上收了回来，转而落在了程白身上，平平回道：“不是。”
程白感觉到了一点久违的战栗。
尽管她现在只是方不让的委托代理人，而不是他的对手。
她顺势往下问：“为什么？”
方不让道：“我的确一周只‘回家’看一次，也的确有过连续两个月不‘回家’的情况，但事实上从两年前开始，我会让助理在我有空的时候把孩子接孩子下学，到我另一个住所，然后送他回去。至少在这两年内，我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并不一定比原告少当事人少。而且职业有职业的特殊性，我不认为可以用单纯的‘少’字来对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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