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明的土地的确很多。
根据殖民地部和农业部的估计，光是在东北一地，可以开垦出来的耕地就多达7亿亩（后世东北三省加上内蒙东部地区就有耕地4.6亿亩，现在东北的面积足足多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开垦7亿亩耕地的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交州省有耕地3千万亩，婆罗洲开垦出2亿亩耕地（种植园）也毫无问题，新疆最少可以垦出5千万亩，漠南、漠北蒙古最少也可以开垦出5千万亩，东西伯利亚最少可以开垦出4千万亩，哈萨克汗国起码能开垦出1.5亿亩。
林林总总加在一块儿，可以给中国农民种植的土地顿时就增加了一倍有余！而且这几年，大明百姓移民的目的地不仅是大明所控制的地盘，还包括南北美洲、澳洲和南洋各国，大规模的输出移民，又大大缓解了国内人口增长的压力，还减少了对粮食的需求。
这样一来，有一个原先不敢想象的问题将要出现在中国人民面前——粮食多了怎么办？是真的多！24亿亩耕地的产量必然大于12亿亩，而且除了24亿亩耕地之外，还有数量不亚于此的草场在生产牛肉、羊肉，所以食品的供应很可能将会不足转向严重过剩。
因而大明帝国在未来，必须要设法降低粮食的单产……这个事情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现在大明汉地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很低，但是单位亩产却很高的。中国的农业走的是劳动密集型，而非土地密集型的路线。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从种地中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是用有限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而片面追求高产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大量的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之上。
所以在没有现代农业技术的情况下，中国能用12亿亩土地养活4.5亿甚至更多的人口。同时又造成了9个中国农业人口只能供养1个中国城市人口的局面——这是因为人均耕地太少，精耕细作和开垦山地、坡地等地产量农田所需的劳动力又太多。
而在现在的英国本土，1个农业人口可以供养2个以上的城市人口。换句话说，中国的总人口虽然是英国的20倍，但是由于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中国农业人口可以供养的城市人口只相当于英国的3倍。如果再扣除各自城市人口中不会参与劳动生产的官僚、贵族、大地主、家庭妇女（这个时代中国城市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比例很低）、宗教人士、军人等等的数字。中国城市劳动人口的数量，恐怕和英国差不了多少。靠这点劳动人口，恐怕很难让大明帝国在工业化道路上走得更远。
更糟糕的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平均每个中国农民手中并没有多少可供销售的农产品。也就是说，中国农民缺乏可以交换工业品的农产品，因而也无法形成真正庞大的农村市场！
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如果9个农民只能供养1个城市人口，那么这9个农民每年的货币收入之和肯定小于于1个城市人口每年花费在农产品上的开支。这是一个少到了可悲的数字，在扣除了大明皇朝收取的皇粮国税之后，就更加少得可怜了——当然，皇粮国税是不能免除的，一个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国家怎么可能免除农业税？所以传说中的庞大的农村市场也没有的事情。
因此中国要想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对外扩张，获取大片新土地，然后在这些新土地上发展土地密集型的农业，再用新土地生产的廉价粮食冲击汉地市场，造成大量小农破产进入城市或前往遥远的新土地。同时让汉地农业也走上土地密集型的道路，通过土地兼并诞生出大量的资产阶级农场主。这也是西方的先发工业国所普遍实行的工业化路线，也是目前朱皇帝这个反动资本家皇帝为大明帝国选择的工业化道路。所以朱济世根本不会去抑制兼并，反而还在有意鼓励兼并。
而另一条道路则是国家严格控制下的农业集体化！用国家的力量对有限的农产品进行最“合理”的分配。以便在农产品总体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挤出足够的农产品满足工业原料（比如棉花）、城市人口和出口换汇（不一定是出口粮食，经济作物同样需要使用耕地）等三个方面的需求。由此造成的后果，当然是农村的长期饥馑……而这条道路，则是在外部环境恶劣，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和无法实现对外扩张的情况不得已而为之的。对大明帝国来说，并不是特别适用。所以朱济世现在搞的集体化，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快殖民，抢占地盘，并不是想通过集体化对农产品进行“合理”分配。
不过朱济世替朝鲜王国所选择的，则是第三条道路，平分土地但是不实行农业集体化。有点像历史上50年代后的台湾、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国家或地区的确也完成了工业化，但是他们的工业化积累并不来源于农业，而是来源于先发的工业化国家。
平分土地在那里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养活更多的人口——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吸收外资，而数量众多的人口则很容易转化为廉价劳动力，如果再加上义务教育制度的实行，则能够为工业化提供足够多的价廉物美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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