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问了一句：“孙沔可如孙拚？”
吏才与德操，另外一个孙更差。
郑朗又说道：“夏公，当学吕公。”
“吕公年老病重……”夏竦含蓄地回答一句。
“君臣做宰辅，须有宰辅之量。”
“我不是想做宰辅，陛下让臣去岭南，臣都甘死不辞，主要我不想别人往我身上泼污。”
谈到这里，已经谈不拢了，郑朗也不想多说，不要说夏竦，君子党挂着君子的名义，自己又能劝动那一个人？于是不去管，但在晚上写了一封长信，写给司马光的。
记得后世有一句话，中国知识分子，教授与政治流氓只是一水之隔。虽重，颇有几份道理，北宋前后有两大政治流氓，前面是欧阳修，后面是司马光。两人在文学上皆有巨大的建树作用。
有人不明白续资与资治通鉴区别在哪里。文字功力，通鉴文字流畅。叙述能力，通鉴主次分明。真实度，通鉴忠于史实，敢言，续资治通鉴随意篡改，比如范仲淹为朝廷形势所逼，进谏卖官，续为“君子讳”是不会记载进去的，类似的事例有很多。可以说作为史书，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史记之上。但到司马光做的时候，连夏竦都比不上。
司马光才是宋朝最大的政治流氓。
不是蔡京，蔡京一直就是小人，顶多挂一个新党的皮，从来没有将君子这一头号往自己身上加冠。
第二便是欧阳修，他危害不及司马光，可同样是文坛宗师，但正因为他的戾气深重，不识大体，在政坛上胡说八道，上窜下跳，不仅坏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后面还搞出了许多是非。这个人也是一个文学上的巨人，政治上的小丑。
自己影响不了欧阳修，只能写信给司马光，再三说了一些政局的形势，各人的得失长短，让司马光看，去想，以免走向欧阳修的老路子。
这封信很长，几达万言，郑朗花了近三个时辰，写到半夜，才将它写完。第二天派人送给司马光，让他引以为鉴，然后匆匆离开亳州。时间拖不起，还有一大堆事务，随后的数起农民起义，以及与西夏人的议和。
向宿州冲去，下令扬州知府率领部分军队北上，傅永吉率军南下，一南一北夹击，将王伦的起义军逼向天长。
自己率领骑军匆匆南下，经宿州到泗州，来到天长将军队驻扎。
然后打开各地情报浏览。
相比于北方的大旱，过了淮河，旱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夏收比较顺利的收上来，秋收未到，可是粮食长势很旺盛。天长属于扬州管辖，此时受许元命令，正在准备筹集大批粮食北上。但因为受到王伦影响，人心惶恐不安，征粮事宜有些延误。但已有大批粮食经漕船顺着大运河北上，向京师运送。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这次因为自己，拨出的款子很多，再加上朝廷本来的夏税，其中包括粮食，最少能调一千多万石粮食送到北方去。时间有些慢，江南粮食也不是无底洞，就是有钱有人有船，也未必能立即将这么多粮食凑齐，必须要等到秋后，粮食才能逐一筹集。并且朝廷筹粮，波及到了粮价，部分地区粮价开始小幅度的上扬。
这样的大灾害面前，弊端肯定是有的，不过关健还是粮食。只要能调动一千几百万石粮食，整个北方今年将会无忧矣。要么就是下面的官吏做得不好，那只能危害局部地区，不会妨碍整个国家的运行。
将这些情报放在一边，又看敌人的动向。
傅永吉带的兵不多，只有两营军队，且编制不齐，多是部卒，所以一直吊在后面，不敢正面作锋。王伦也不敢调过头将这支宋军吃下，他手中的人更少。
扬州官员接到郑朗命令后，同样不敢怠慢，拨出三营指挥，一千余人，徐徐逼向高邮，可是行军速度很慢，自保意味很浓厚。也怕王伦从包围圈中杀出，正好扬州一半兵力调向北方，城中驻守的兵力比较空虚，怕王伦杀进扬州城中。但起到一些作用，在两军大张旗鼓下，王伦在高邮坐不住，放弃了大鱼大肉，美酒美妓的生活，将军队拉出来，向西越过五荡十二湖，向白马塘进发。
郑朗又下了一条命令，让傅永吉与扬州的官军继续尾随，战争爆发后，协助自己对起义军实施抓捕。
只要打败了王伦，比较容易办。
王伦手下多是贫苦百姓，这是值得同情的地方，但还要加冠一词，多是亡命百姓。起义之初是值得同情的，可是一个月以来，坏的带累好的，一路烧杀抢掠，使无数百姓惨死于他们兵器之下，也有一些清白的黄花闺女被他们糟蹋。这一点也是后世砖家多不记载的。起义之初颇让人值得同情，但在这时，他们个个都是该死的人。
虽是亡命之徒，可形同谋反，少数人看到形势不妙，偷偷溜掉了。于是王伦想出一个主意，在他们脸上刺了“天降圣捷指挥”六个大字。就象后来水浒传中王伦的主意一样，想上水泊梁山，先杀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好是坏，先背上人命官司，这样就不担心重新投诚官府，用这个投名状使部众团结一致。
刺字是一个性质，有了这六个大字，到哪里都是王伦的义军，想叛逃都没办法逃走。被王伦这一逼，逼上绝路，作战更勇敢。但只要击败他们，抓捕也容易，并且自高邮向西大片区域都是坦荡的平原，要么就是一些湖荡，这一条对郑朗手下不利，但王伦手下部属同样多是北方人，也不利。再说，抓捕不是郑朗的事务，交给了地方军队实执抓捕，这些湖荡子反过来成了官军的保护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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