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通判衙门有好几个押司，还有一名专管刑狱的法曹，叫毛滂。但赵兴强势上任后，很多押司都自觉的辞职，以便腾出位子让他安置自己人，这是官场惯例，一般称之为：一朝天子一朝臣。
不过，原先跟赵兴关系好的押司也留下来，使得衙门事物不至于出现断层。那些去职的，一部分随揭枢转去新任，一部分则谋取新官——以前，他们跟新科进士拉关系，就是为此铺路的。这些人走后，剩下的空白则由赵兴的族人添补。
现在，赵兴族人处理衙门事物还很生涩，多数是唯高俅马首是瞻，因为这个缘故，高俅接受的诉状特别多。然而高俅也是个伶俐的人，他住在赵兴家中，自觉地收太多的钱不妥，所以收的红包一半拿出来给衙役分享，这倒让他在衙役中获得了不错的人缘。
整个一上午，高俅领着程氏族人都在忙碌，偶尔，有好审的案子他会写上判词转给赵兴，赵兴在衙内二话不说盖上大印——这案子就算了结了。而稍稍复杂点的案子，高俅会调派衙役前去调查——那些所谓的“特别复杂”的案子有多复杂？最多价值二十贯。
下午时分，秦观晃晃悠悠的来上班了，他开口先替苏轼请假：“离人，参寥子来了，老师要陪他，今天不来衙门，有什么事你看着办。”
赵兴翻了个白眼——他苏轼什么时候好好上过班。
嗯，苏轼这人在杭州的经历，一句话可以概括：不携名妓携名僧。虽然他也做过很多事，都是些为民办事的实事，但大多数时候，他是在携带名妓名僧游玩的过程中，玩着玩着，把事情筹划好了，让手下去办。
这也说明苏轼是个极不专心的人，玩的时候都不专心致志。而大宋朝其他的官员可不像苏轼，他们玩的时候专心玩，处理公务的时候也专心玩。所以他们只玩，“不为俗务操心”。
苏轼如此，可苦了赵兴这群下面人……当然，这里面不包括秦观，这家伙最多只能算半个人，除了偶尔帮苏轼誊录一下文件，其他时间都找不见影子——嗯，在勾栏瓦舍里一定能找见他。
秦观招呼一声，又晃晃悠悠走了。不一会，午时已过，赵兴开堂正式审理案件，押司们已经将各自负责案件原告被告召集全，证人也齐备了，对于那些几贯钱的纠纷，赵兴处理的很快，该打板子的打板子，该罚款的罚款，掏不出钱来，就让他做劳役。
苏轼是个赞同免役法的人，他到杭州，已经将差役法悄悄修改成免役法的变种：那些犯小错的人用劳役代替罚款，而大户人家不出劳役，出钱，用钱购买别人的劳役，这笔钱刚好相当于刑事罚款。如此一来，等于犯人的刑事罚款由大户出了，犯人则需用劳役来偿还大户的钱。
这种似是而非的“差役法”让人说不出话来，因为原版的免役法是要雇闲散劳力进行的，而赵兴这里是判罚犯人劳役，是对犯人的一种法律惩罚，只要当事人愿意，出钱的人愿意，谁都没法指责。
早有准备的赵兴处理这些小案件速度非常快，他以每个案件两三分钟的速度，三言两语下了结论，高俅在一旁奋笔疾书他的判词，日落时分，新刷的粉壁前已经贴了五十多张布告，全是当天处理的案件。
开衙审理了三日，将积压的案件全部处理一通，赵兴手里头只剩下三件大案了，他反复掂量着这三份案件，高俅在一边提醒：“大人，不能拖了，这三份案子都该到期了。”
“传徐子川”，赵兴决定从徐子川案件着手。
这个案件是一份典型的宋代争产案：徐子川家贫，考中贡举后，某富家翁将女儿阎氏嫁过去，阎氏带了一份很丰厚的嫁妆，让徐子川的家境得到改善，使他可以安心读书。
按宋朝法律，女人的嫁妆是专用来“添妆”的，除此之外就是养活她的女儿，如果女人未生过孩子就过世，这份嫁妆要还给女家父母。
徐子川有两个兄弟，不学无术，生性好赌。阎氏变卖了部分嫁妆，给两个小叔子娶了媳妇。原本这两个小叔子应该分家另过，但由于这两个人毫无谋生手段，所以坚持不分家。而徐子川的唯一本领就是读书，阎氏便操持起了家务，无奈她再有本领，也架不住两个好赌的人和一个只会看书的人，不几年，她的那份嫁妆被折腾一空，而后，她在生产时难产死了。
阎氏生的是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由徐子川抚养，岳父随时接济点，也能凑合过。但两个赌徒欠的赌债越来越大，徐子川无奈，将女儿卖入青楼抵债，就此惹怒了他的岳父。
阎氏卖了自己的嫁妆替小叔子成亲，受到穷书生的一致赞颂，他们为阎氏写书立传，巴不得自己也能遇上这样一位好老婆，把自己的财产典当一空，供自己兄弟几个花销。士人皆称其“贤”，也就是李公麟所宣传的“贤淑”，“孝”。
徐子川卖了自己的女儿替兄弟还债，也受到士人的猛烈夸奖，他们皆称其“悌”，而其岳父跳出来为女儿与外孙女讨公道，士人皆骂他“为老不尊”、“掉钱眼里”，“两个眼睛只看钱”、“浑身充满铜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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