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京城发生的这些糟心事也得跟谁比。
要是实事求是的讲，京城的状况还算好的。
毕竟是直隶治下的首善之区，就在“伟人”眼皮子底下，折腾不出什么太大的圈儿去。
再闹腾，老百姓心里的怨气儿再大。
顶天儿的程度，也就是5月19日，因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赛小组赛中，国足对香港队失利，发生的那一场对外国人的社会骚乱了。
虽说这是一件绝对负面性，大丢国格的事件。
而且因突发性，事态一度失控，导致一位香港队员受了伤。
可首都民警出警速度，调配手段也是高效率的。
由于公安部门积极维持秩序，依法拘留了肇事者，而且道歉及时。
这场风波顺利平息，并没对公共财物和国际声誉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更何况毕竟京城还是共和国的文化中心。
在精神享受上的多元性，怎么也要比其他地方更好一些。
比如说吧，春节后仅发行了一千套的洁本《金瓶梅》，就是只有京城人才能独享的特权。
虽说需要在文艺部门任职处级以上的资格，才能购得，可不是还能托人代买或是借阅嘛。
这比起1959年只供给部级以上，已经算是购买权的大大下放了。
像洪衍武就让杨卫帆代为购买了两套，一套赠予常家，一套自己看。
洪衍文也托何介夫买了一套。
若是其他城市，即使一把手想一睹为快也难啊。
因为还轮不到掌握这个信息呢，就早就卖没了。
还有4月10日，当代最有名的英国“威猛乐队”，作为第一支访华的西方流行乐队，演出唯一地点也是在京城。
由乔治．迈克尔和安德鲁．维治利这俩帅小伙儿构成的二人组，他们在华最知名的歌曲是《无心快语》和《最后圣诞》。
别看原本定为五元人民币的票价，黑市竟被炒到了二十五元一张。
可别的地儿的人，想花大价钱来看还没这个机会呢。
所以最走运的，怎么都得说洪衍武的亲朋好友们。
这小子可是票务上的祖宗啊，打一开始看见《京城晚报》刊登的广告。
就让“小百子”走过去倒票的关系，去找“天桥剧场”的熟人拿了票。
还没开始发售呢，就已经把最好的二十个座儿给预订了。
结果现场他们是组团前去啊，在最好的位置，享受了一场绝对国际水准的演出。
别说其他人几乎兴奋了一晚上，就连杨卫帆、成琳这俩专业歌唱演员都看得高兴极了，连称大有收获。
总而言之，这个年代的京城正因为其政治上的独特性，受到国际和全国眼光的普遍关注。
又有“伟人”这个果敢英明的掌舵人坐镇。
任何负面的事件都是最先施以手段来控制、来纠正、来改善的。
而反过来，积极意义的政策又是最先实行，让老百姓得以享受的。
毫无疑问，这是京城人最得享福的年代，这个城市稳居全国头份儿。
此时天安门散发的光芒，故宫琉璃瓦上的璀璨，哪怕沪海、花城和特区也要黯然失色。
绝不会有什么真正天怒人怨的灾难，和危害到百姓生计和社会秩序的事件发生。
与之相比，其实真正闹得凶的还还得说是天高皇帝远的异地。
比如说把，海南就因为地方领导的胆大妄为，任意胡来，滥用了上头给予的自主权。
促使走私进口商品的局面到达了失控和严重危害国家经济的的地步。
于是等到纸里包不住火的时候，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
上层震怒下，海南倒卖汽车案受到公开通报，一切违法行为被勒令立刻停止。
然后在严厉的追究打击之下，走私商品不但全部抄没，参与其中的众多官员无论职位多高，都被追究了相关责任。
于是赔钱的赔钱，丢官卸职的丢官卸职。
这一番折腾，让海南的局面全乱，经济至少得好几年才会恢复正常。
虽然为首的那些人是罪魁祸首罪有应得，可老百姓也真是倒霉，跟着伤筋动骨了。
与之类似的还有长春。
可能又是由于“大将”他们参与其中，所引发的蝴蝶效应。
四月份这场“君子兰”盛宴提前来到了结束的时候。
随着《人民日报》对这一不正常的交易现象和其中的贪腐行为提出质疑。
地方政府也不能不对有所表态。
于是为了平抑价格，开始对公款交易进行干预和控制。
殊不知，泡沫的末期，强撑着市场一口气的动力就是政府注入的财源。
这一控制就断了资金链了，泡沫也就破了，化为了虚无。
“君子兰”的价钱应声直线下跌啊，完全是自由落体的血崩。
整个长春一片哀嚎！
不但参与其中的民众受倒了惨重损失，许多公家单位和企业都伤了元气，走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
幸好“大将”打来电话主动跟洪衍武汇报，说他已经把所有君子兰都给清空了。
虽然“巴蛸”、“海兔子”、“海狗子”他们几个因为贪婪，没有见好就收，大笔资金都投在其中。
可他们毕竟有过炒海参的经验，见过价格暴跌的景儿有多可怕。
见状不对，都果断割腕求生。
又有“大将”帮他们一把，最后倒也没算赔个底儿掉。
怎么着本儿都保住了，还多少留了万八千的利润。算是长个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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