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跟政治很有关系。1951-52年，国家卫生部的态度是：中医是“封建医”，要取缔，要求中医们都去学“更科学”的西医，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讨论。1953年，毛泽东站出来说：中医不肯学西医，就让西医学中医吧。而且特别强调要中医科学化，现代化，要搞“中西医结合”。当时钱学森等“高级顶尖科学家”等人，也是这个态度。这个调子一下，就定下了今天的“中医毁灭局面”。
1956年，中医要建立中医学院，“系统教育培养”中医人才了，“科学派”认为：传统中医的“父传子，师带徒”的传承方式是“原始和落后的，不科学的”，因此要求按照苏联的大学课程设置方式，“科学地培养中医”。这个任务显然只能让西医学习中医后，出来编写“科学的中医教材”。于是，1956年就出现了第一批九种“未经审定的草稿试用教材”。1959年，根据这些草稿，正式编写了中医院校称为“一版教材”的标准版中国中医教科书。目前中医系统认为最权威的版本，是1963年出版的“二版教材”。文革期间“简化内容”后出版了三版教材，后来1978年的四版教材，以及1982年的五版教材等，都是在这个版本上“重新补充修订”而成的。
当年的编者之一张大钊写的回忆录，说明当时的编写情况：“1962年我在西医学习中医班毕业，就参加了当时卫生部主管中医工作的副部长主持的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修订会议；最后指派黄星信，曹鸣高，金寿山和我四个人一起在上海编审整套教材，1964年全套18本全部出版，成为内地和海外中医学院的主要教学课本。由于课本上印有我们几个编者的名字，因此我们几个系统学习过中医的高级西医的名字，在海外就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1998年）。
我百度了一下这个人，得到如此信息“张大钊，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内科，1962年又于湖北中医学院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并获卫生部颁发奖状。1989年退休”。天啦，这批所谓的“高级西医”，原来只是刚刚毕业的西医专业大学生，当年只有20多岁，根本就没有多少医疗经验，无论中西医的临床治疗体验都很缺乏。只是简单地上了一个“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就算是他们学得再好，也仅仅是懂一些书面知识，根本就没有去做中医临床治疗，没有中医实践的经验，就被卫生部主管部长指定去编写“全国中医学院通用教材”来“系统培养中医人才”？这种近乎小孩子办家家一样的做法，还敢大面积全国铺开大干，瞎干的“教育模式”，大约就只有中国敢做吧？（据我所知，当年“太极拳国家标准套路”，也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指定一些积极向党靠拢的，拳术半通不通，但是很会写文章的人来“制定”的）
而且，更可笑的是：为了执行毛泽东“中西医结合”的“中医科学化道路”。西医专业的学生不必学中医，但是中医专业的学生都一定要学西医。因此课程安排上中医课程和西医课程按比例设置，大致上“基础课”40%的内容是西医的，专业课30%的内容是西医的。加上中国的大学大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课程是要上各种政治课的，再加上很耗精力的英语课；这样学生四五年的中医学院读下来，到底有多少时间在“学中医”呢？这样的中医大学毕业出来后，自然是个不中不西的废品，当然连“庸医”都赶不上了。（参考材料：某中医药大学本科生培养计划中，中医专业的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则占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占26.76％。中医经典基本不认真学习，中医研究生则忙着搞“动物实验”等现代医学项目）
而当时“国家中医教育体系”内部的人，即使知道这些教材和教纲是瞎编的，这种教学方式不可能教育出真正的中医；但是，可能就像是我上面说的体院武术教练一样，明明知道“国家套路”编错了，也不会去质疑，只能“服从组织”，凡是敢提意见，有“反骨”的，早就被历年来不断的政治运动整死了。反正又不是自家的事，都是“给国家办事”，得过且过，于是大家就这样一起混日子，一直混到了今天，创造出中医学院60年来根本就没有培养出什么中医人才的伟大光荣正确的现代教育记录，只培养了大批的“中医掘墓人”，而且看样子还要继续下去，中医学院依然在“误人子弟到永远”。根据这些教材改遍的“新教材”依然在使用。
这就是可怕的“中国式现实”。更可怕的是：当年的中医院校，毕竟还有一批“传统出身”的中医，医德，医术都很好，足以跟西医拼个高下。但是这批人当年在“体制中”，无法施展自己的真正本事，更无法把自己的真正本领教给后人。现在这批传统中医老的老，死的死，现在中医学院里面剩下来的执教老师和教授，全都是建国后“西医学中医”培养出来的“人才”，就像是上面提到的北京中医大学的王教授一样；即使想要恢复“传统教育”，可是连种子都找不到了。广西中医学院前几年就想办一个“传统班”，实行古人的“师带徒”制度；可是突然发现，想学老母鸡孵蛋，蛋是找到了，可是却找不到老母鸡。于是这个“传统班”计划，就不得不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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