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二日上午的武汉军委会大本营内，来自全国各方参战部队的高级将领代表们济济一堂，在最高当局蒋委员长的亲自主持下，“庆功大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召开着。历时一月有余的“天回”作战已经在虎头蛇尾的草草收场中告一段落了。这场双方动员了六七十万大军、规模庞大的苏皖会战，交战的双方都是死伤累累，但战后的武汉政府和东京政府都对外宣称自己是会战的胜利者，两方公布的战事报告更加是南辕北辙。首先双方统计的关于自身伤亡数字和毙敌数目便是天差地别，日本军部对外宣称“此战在日本、新南京政府两国军队的精诚合作下共击毙、俘虏中国蒋介石等地方叛乱军队十六万五千余人，杀伤数目则超过二十万，特别是全歼了武汉政府精锐之八十七军和“中正”坦克团以及重创了东北军第107装甲师和第101装甲师，而取到如此辉煌战果的代价则是自身仅仅不到三万的伤亡；国民党方面的公告也十分离谱，武汉军委会对外声称“此战毙、伤、俘日伪军超过十八万，全歼了日军王牌部队的第五师团和第114师团以及伪军第一师；而国军各路部队伤亡则仅仅五万余人”，《大公报》引用蒋委员长的原话概括道“此战为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国军最为辉煌的一战”。东北边防部则对双方如此掺了大量水分公布不敢恭维，在对国军内部各个军事观察员和战事顾问发来的综合报告进行认真估计后，最后送到张学良面前的一份最为接近客观现实的数据表明：日伪军伤亡在七万人左右；国军方面则超过十二万，大部分都是地方部队承担了最惨重的伤亡；而东北军第1方面军和第2方面军的伤亡人数也是出关以来之最，达到了两万余。
不过从战略意义上讲，似乎中国军队占了不少便宜，首先便是日伪军围绕南京建立的“国都防卫圈”在滁州和全椒这两地被击破了两个大漏洞，使得汪伪政权在南京的“国都”洞门打开而地位逐渐危险不保起来，而且此战也使华东日军元气大伤，攻势颓废，自然也无力西进问鼎武汉，从而确保了国府陪都的安全；反之日军方面也颇有斩获，一来确实粉碎了国军重返南京的战略目标，二来重创了参战的国军各部，包括一直让日军上下官兵心悸胆怯的东北军，使得日军中暗暗流动的“东北军战斗力优于皇军”的传言或多或少被打破了，极大地增强了日军各部今后与东北军交战的信心和士气，其中的意义自然非凡。不过纵然双方各执一词各有各的理，但这场会战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谁能笑到最后，一时半会似乎还无法断言。
但此时武汉军委会召开的“庆功大会”上气氛却是十分异常，会场上根本没有任何喜庆气氛，在座将领对这场会战的惨烈都是刻骨铭心再清楚的不过了，自然不会受到一贯好大喜功的军委会那用于鼓舞振奋士气民心的战报数字的影响。此时会场上可谓是怨气冲天，要不是最高总裁亲自坐镇着，在座的一些愤怒至极的军官可能都要拍桌子叫骂开来。众人攻讦怒斥的焦点自然是在会战中一而再再而三扮演害群之马角色的第五十五军了。
由于八十七军遭到前所未有打击的下场而兔死狐悲的何部长派系和陈主任派系的将领们的极度愤慨先不谈，甚至一向对陆军部队作战情况不甚关心的国军空军部队总指挥周至柔上将（他的空军主力在日军战车部队的横扫下基本全军覆没了）等人以及被五十五军“牵一发动全身”的效应给坑惨了的黔、桂、粤、晋、川军将领也纷纷异口同声高喊着要好好调查追究一下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中将“指挥不力、贻误军情”的罪责。全场放眼望去尽是面红耳赤、群情激奋的各路将领，唯有部队损失最为严重的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彭德怀、林彪（第十八集团军在守卫全椒的战役中由于缺少重武器和防卫大城市的经验而伤亡累累）以及东北军代表扈先梅、楚奇明怒极沉默地冷眼观望。除了这四人，另外还有最高当局蒋委员长和陈诚上将、何应钦上将三人以虚怀若谷的神情平静地聆听着各路将领同仇敌忾的集体怒斥请愿声。
“委员长！八十七军遭此前所未有之重创固然有卑职麻痹大意之失责，但更多的还是五十五军面对日军偷偷从我部背后迂回突袭时袖手旁观的结果！我八十七军一夜之间溃退三十余里，不但丢失了要地玉带，还伤亡了将士万余，连黄维副军长都壮烈殉国！此等重大责任若不深入追究，我八十七军上下何能再鼓士气血战雪耻！”激动地挥舞着手几乎跳起来、头上还包着绷带的发言者正是八十七军军长何绍周中将，他一边满面怨色慷慨陈词一边用刀一样的眼神狠狠剜着对面的曹福林，险些和黄维一样被日军坦克炸成肉酱的何中将一想到当时的惊险就真恨不得跳过去掐死曹福林才甘心。
“我空军部队自抗战以来屡屡以劣敌强奋勇作战，数百航空兵将士血洒蓝天，悲壮惨烈犹不堪再言；且这空军部队也是我国府中央多年惨淡经营累积而至，此时却毁于一旦，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啊！属下还请委座公事公办，给我空军殉难将士一个说法呀！”周至柔上将一脸悲苦愤恨之色。由于五十五军的隔岸观火，他现在基本已经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整个中央军空军精英一夜之间尽皆折翼，此时手上只有寥寥二三十架运输机的周上将差不多已经沦落到了“空军运输部队总管”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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