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敌工部长来办公室。”
“是的，首长。”十几岁的小通讯员胡来行了个普鲁士式的碰脚跟，转身跑了出去。在政治保卫总署当行政练习生的军政学校的学生都是苦大仇深的类型，基本上是裸身来投。冉耀收人的政审标准比执委会还苛刻：不许有任何亲人，最好连自己姓什么都不记得；最好记不起自己的家乡何处；受过极大的苦，如果是被穿越者就过命的最好。最后，还得通过一系列的测试，任何表现出贪吃、好动、软弱、喜欢聊天的孩子都会被淘汰。
敌工部部长林佰光很快走了进来。他原来在某县的县委办副主任，对做官很有一套自己的思路，年纪轻轻就爬上了相当高的位置。不过他志向远比在一个灰头土脸的小县城里当个公务员要大。冉耀知道这个人是典型的中国式官僚，脸上上永远带着笑容，说话永远带着章法，对任何事情评论都是点到为止，喝酒带劲，从来不倒；有时候待人比亲兄弟还好；也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
冉耀还知道此人把自己上船的配重全部带了生活享用品，光香烟就有几十条――可又没见他抽过。冉耀每次召集保卫总署的会议，桌子上都有一二包不知来路的中华烟，应该就是他拿出来的。
最可疑的是他有一个用太阳能的PDA，晚上常会拿着它看来看去，时而还会写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冉耀认为，他绝不可能是在写小说，倒可能是在写日记之类的东西。搞不好还是黑账本。
冉耀有一次在和马千瞩谈工作的时候，马千瞩曾经莫明其妙的说过一句话：
“你们哪里有人写日记吗？”
当时冉耀还没意识到督公说得是什么，只好含含糊糊的说没有。马千瞩却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后来有一次文徳嗣在私下里也很奇怪的对他评论道：“写日记是个好习惯，有这样习惯的同志你们要多注意。”
冉耀过了一二个月才意识到他们是在说什么。
他们是怎么知道敌工部长有这样的习惯？显然，在政保总署或者内务委员会里还有他所不知道的人在向执委会的领导直接汇报情报。
这个推论对干惯了公安工作的冉耀来说并不意外。这样的强力部门不可能完全交给他一个人来掌握的。正如他在陆海军里秘密安插“十人团”一样。
不过，林佰光这个人的工作能力的确很强，工作态度非常积极，堪称神人。不仅很快就学会了拗口难懂的临高土话，还自学了广东白话、闽南话和南京官话。最近他发现此人又在早晨反复念着一种奇怪的方言。
“这是满语。”对来询问的人，他如此回答。
冉耀心想：这小子的野心还真不小――不过有野心才会有动力。
林佰光走了进来。
“坐。”冉耀开门见山，“我刚接受了执委会的一个任务。这个工作由你们敌工部就负责。”
“明白，是什么任务？”
冉耀简短的把执委会的意图传达的一遍。
“怎么，考虑如何着手了吗？”
“很难。”林佰光严肃的回答道，“我们在海盗群体中没有任何利用的‘关系’，迄今为止，我们掌握的联系只有张有福这一条线――但是他只是和海盗的外围分子有关，而且这个人现在也无法判断是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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